I.主要歷史事件
1.西方殖民主義大肆擴張
所謂的「殖民主義時期」(Colonialism)到底指什麼時間？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是從1858年到1914年，也有人認為是從1840年到1950年。其實從十六世紀開始，隨著航海家的探險活動，西方國家就已經開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了。然而隨著西方國家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新一波的殖民主義浪潮，並在1880年到1920年達到最高潮。西方列強為了取得資源及壟斷市場，巧取豪奪地分割了亞、非洲各國的土地。整個非洲除了衣索匹亞及賴比瑞亞兩個獨立國外外，已全部被歐洲列強瓜分。大部分亞洲國家也被列強控制，連中國都快要被吞滅了。
但是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與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殖民主義有明顯的差異。早期的拓展殖民地的國家多半是天主教國家，對他們而言，佔有殖民地不但有政治的目的，也有宗教的目的。因此他們將傳教列為優先項目，並強迫當地人民接受基督教，如今幾乎所有他們的殖民地今天都成為天主教國家。相反地，十八世紀以基督教國家為主的殖民地，則完全是為了世俗的目的。他們大多是由貿易公司作為開路先鋒，隨後才有殖民地政府。而且為了商業利益，這些貿易公司往往拒絕宣教士進入[1]。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對宣教士不甚友善，使克里威廉不得不將他的宣教總部，搬到丹麥殖民地中去！
當然並不是宣教士與政府之間，都能水**融地相處。許多時候宣教士對殖民地政府的批評，也讓政府不是很歡迎宣教士。但是基本上，除了美國差會外，宣教士很少在原則上反對擴張帝國統治的。但是殖民地政府通常覺得本國的宣教士仍然是他們統治殖民地的最佳拍檔，而宣教士也很樂于有機會擴展新的宣教領域。例如在英法聯軍之役後，中國于1858年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其中明文準許宣教士進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及置產。戴德生的「中國內地會」，就是利用這個時機，率先差遣宣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宣教。所以很容易給人的印象是︰「宣教士的腳蹤，往往隨著國旗走」，而且是在炮艦與貿易公司之前或之後進入這些殖民地的。
因此基督教與歐洲文明無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這種殖民主義與基督教的過份密切關系，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風起雲涌時，造成很大的反彈。當那些新興國家拋棄歐洲的文化、政治制度的同時，他們也往往將基督教視為敝履一並撇棄！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2.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興起
隨著西方國家的發展，以及啟蒙運動帶來的「樂觀主義」及「社會進化」思想，逐漸地產生「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的觀點。因此，西方各國莫不期望以她們的政治(如民主制度)、經濟(馬克思主義或資本主義)、科技，或宗教，來改造或拯救其它「落後的國家」。例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承認世界歷史是由東方走向西方的，因此文明的「兒童期」是由中國、印度、波斯、希臘和羅馬開始的，但是「成年期」卻是西歐。換句話說，「歷史是由亞洲開始的，終結(最高峰)卻一定是歐洲。」[2]
當西方國家擁有科技的絕對優勢時，這種「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思想，在那個時代的西方人士，幾乎無人幸免，連宣教士也在內。事實上那時的宣教士，也分不清宗教優越性與文化優越性有何不同。直到今天，這種「文化優越感」的幽魂，可能依舊存在于少數人心中。
在西方宣教士心中，福音既然使西方國家富強，同樣的結果也能在其它國家重演。因此當他們解釋「豐盛生命」時，常常解釋為透過西方式的教育、醫療、農業制度，所能帶來的豐富生活享受。他們也的確出于愛心，積極地想把這些好東西帶給那些窮乏的國家。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西方宣教士畢竟是那個時代之子，無可避免地也有自己的「盲點」。他們不自覺地帶著西方「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想，缺乏對自己文化深刻的反省，也不懂得欣賞分辨別的民族的文化。在福音與文化的關系上，更沒有拿捏適當的分寸，以致于將西方文化與福音之間錯誤地劃了等號。這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3.兩次世界大戰
由于列強之間彼此的利益沖突，先造成了一些局部的沖突，如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及為菲律賓而引發的美西戰爭。但是沖突的規模日益擴大，使得世界大戰在所難免。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及第二次世界大戰(1938-44)，不僅使歐洲元氣大傷，也使得殖民主義劃下一個休止符。另一方面，因為兩次大戰都起源于歐洲文明的搖籃—德國，使人們對世界將在西方國家的領導下，邁向和平、進步、繁榮的夢想幻滅了。
在哲學上，從啟蒙運動以來一直主宰西方思潮的理性主義，戰後也受到致命的打擊。因此，1950年之後，有所謂的「西方文化危機」的論調，而「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反理性主義的思潮，也隨之崛起。這些新思潮對現代社會的思想影響極大。
在宣教方面，由于兩次的世界大戰，使所有主要的基督教國家都被卷入，因此二十世紀前半的宣教工作受到很大的影響。除了兩次大戰之間約二十年的喘息時間外，戰爭期間的宣教事工幾乎都暫時停頓下來。加上1930年代，全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也大大地削弱了西方國家的經濟能力。雖然如此，整體而論，1850-1950年基督教的宣教工作，仍然算是非常蓬勃地發展著。
4.自由派神學興起
十九世紀開始，一些歐洲及美國的基督徒，在面對啟蒙運動、聖經批判學及進化論的挑戰時，將傳統的基督教教義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以迎合社會的思潮。基本上他們對人性采取比較樂觀的態度，對超自然的神跡則比較懷疑甚至否定，也對當代社會文化比較願意妥協。
到十九世紀末，自由神學開始滲透到宣教機構里，引發極大的爭議。到1920年代，自由神學在美國的影響是非常明顯而且廣泛的。在1890年時，美國的神學院除了哈佛之外，都是福音派的。但是到了1920年，這些神學院已全部變成自由派的神學院了。
自由神學不僅掌控了許多主流的宗派，也在許多超宗派的福音機構增加了影響力，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VM)和青年會(YMCA)。以致于這兩個原來有清晰的宣教異象的福音團體，後來漸漸失去動力，幾乎完全退出宣教有關的事工，令人扼腕不已。
II.主要宣教運動
1.信心宣教(FaithMissions)運動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由于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勢力衰退，加上法國大革命及啟蒙運動的影響，天主教的宣教活動逐漸沈寂下來。相反地基督教的宣教活動更加積極，而最早的宣教差傳組織大部份是超宗派的「志願團體」(如倫敦差會)，然而後來十九世紀初，許多宗派紛紛成立他們自己的宣教差傳組織，情勢就有很大的改變。基本上，宗派的宣教組織，成為宣教士主要的來源。例如1925年時，75%的美國宣教士是來自于各宗派的宣教差傳組織。
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興起許多新的超宗派「信心差會」，而且是由英國開始的。如1852年成立的「西拿拿醫藥傳道會」(今為「聖經醫藥傳道會」)、1860年成立的「英敘差會」(今為「黎巴嫩傳道會」)。但是最著名的是1865年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InlandMission)。到二十世紀初，英國總共有二十幾個「信心差會」。
美國方面，最早的是1860年成立的「婦女聯合宣道會」(今為「基督徒事工聯合會」)。其它較著名的有「宣道會」(Christian&MissionaryAlliance,1887)、「甦丹內地會」(SudanInteriorMission,1893)、「非洲內地會」(AfricaInlandMission,1895)等。
他們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宗派沒有向「未聞福音之地」傳福音的異象，所以這些信心差會強調「內地」的宣教。另一個原因是許多宣教領袖注意到許多宗派受自由派神學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盼望成立福音派的宣教團體。因此這些信心差會都是「福音派」的，與主流教會劃清界限。第三個原因是經費方面。許多宗派給宣教士的經費不夠，因此這些新的差會強調以「信心」的原則，不募捐、不舉債，完全仰望神的供應，所以稱為「信心差會」。二十世紀中葉之後，這些信心差會逐漸取代宗派的差會，成為基督教宣教的主力。
2.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VolunteerMovement)
學生在宣教上的影響，其實由來已久。例如德國敬虔派的哈勒大學的學生，就參與了莫拉維亞的宣教；韋斯利兄弟及懷特菲爾德都是出身于牛津大學的「聖潔社」(TheHolyClub)；西緬(CharlesSimeon)在劍橋大學長達五十四年的事奉，影響了無數的學生。
1884年慕迪(D.L.Moody)到英國劍橋大學布道，有名的「劍橋七杰」(TheCambridgeSeven)蒙召獻身到中國宣教，在英國掀起學生參與宣教的熱潮。而美國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門山舉行的靈修會中，在參加的二百五十位學生中，有一百位在慕迪的呼召下決志獻身海外宣教，被稱為「黑門山百人團」(TheMountHermonHundred)。第二年獻身者更達到2,100人，並在1888年正式成立「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VolunteerMovement,簡稱SVM)。
穆德(JohnR.Mott,1865-1955)不但是「黑門山百人團」之一，也是「學生志願宣教運動」最主要的發起人及推動者[3]。他全力推動SVM的口號︰「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他也同時積極參與青年會(YMCA)的事奉達四十年之久，其中擔任總干事十六年。他也是1910年愛丁堡「國際宣教會議」的主要催生者及主席。他對基督教宣教事工的貢獻，是無法忽視的。
從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舉行一次宣教大會。最高潮是在1920年，那年一共有6890位學生參加，其中2783位獻身宣教。總計到1936年為止，SVM共差派兩萬名學生到海外宣教。
但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盛行的自由神學，已逐漸侵蝕了學生的宣教熱誠。因此在1921年尚有637位學生進入宣教工場，到了1934年卻只有38位；雖然1920年有2783位獻身宣教，1938年卻只有25位學生獻身。二次大戰更使「學生志願宣教運動」後繼乏力。1959年SVM並入其它機構，完全消失了。但是戰後才成立的美國「校園團契」(InterVarsity)，開始在伊利諾伊州的俄巴拿(Urbana)舉行三年一度的學生宣教大會，取代了SVM的角色，繼續推動學生參與宣教的異象。
3.「社會福音」(SocialGospel)運動
早期的宣教士，在傳福音之外，通常也同時從事社會改革的工作。也有一些機構(如「救世軍」)，是專門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由于受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及自由神學的影響，有越來越多的宣教士對聖經的權威性采取批判的態度，對拯救靈魂的優先性也開始質疑，因此對傳揚福音的熱誠也大為降低。相反的，他們對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卻篤信不疑，深信使這些落後的國家盡速「西化」，才是幫助他們進步的快捷方式，因而把重點擺在社會改革上。對他們而言，從事這些社會工作，就等于是傳福音，所以又被稱為「社會福音派」。
在末世論方面，由于對未來的發展懷著樂觀的態度，因此他們絕大多數是屬于「後千禧年派」，期待美好的遠景(即「千禧年」)即將來到。他們在教育、醫療、社會改革及政治參與上貢獻很大，但是卻逐漸失去宣教的熱忱，最後終歸消聲匿跡了。
4.「基要福音」(Fundamentalism)運動
一波波福音奮興運動的浪潮，借著芬尼(Finney)、慕迪(Moody)等布道家，曾直接間接地推動了宣教的事工。但是由于自由神學的興起，激起極保守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與之抗衡。在1909-15年間，這些持守傳統信仰的人出了一系列「基要信仰」(TheFundamentals)的小冊子，所以他們被稱為「基要派」。
「基要派」(又稱「福音派」)的宣教士們，則堅信聖經的權威性及福音的必要性，因此他們認為醫病、教育都只是輔助性的「手段」，最後「目的」仍是要以基督的福音來改變人心。在末世論方面，基要派絕大多數是持「前千禧年派」及「時代論」的觀點，對社會未來的遠景，多半持較悲觀的看法。他們在宣教方面的重點，乃是拯救個人靈魂，但是難免對社會整體的病態顯得有點漠不關心。然而他們宣教的熱忱，卻一直有增無減。
由于美國的主流教派，除了美南浸信會之外，多半是由「自由派」掌權，因此這些「基要派」的獨立教會(很多稱為「聖經教會」)，多半鼓勵他們的宣教士加入信心差會，以致于信心差會的宣教士大多數是來自于「基要派」的教會。
與此相關的是1880年代開始的「聖經學院運動」[4]。到1962年，在加拿大及美國共有247間聖經學院。其中最早的是1882年于紐約州成立的乃益(Nyack)，1886年成立的慕迪(Moody)，1894年于加拿大成立的多倫多等聖經學院。這些聖經學院一向注重宣教、布道和聖經，也成為信心差會宣教士的主要來源。其中慕迪自1890年開始迄今，已有超過五千多名校友在二百四十多個差會的一百多個國家中宣教。
III.主要的宣教領袖及事件
1.慕迪(D.L.Moody,1837-99)
慕迪出生于美國麻州一個窮困的家庭，少年時代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然而後來他卻成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布道奮興家。1865年他遷至芝加哥，成為一個成功的生意人。後來他開辦主日學，將一千多位流浪街頭的孩子招聚在一起，帶領很多人信主。
1873-75年他去英國巡回布道，回國之後，就成為國際知名的布道家。他一生帶領數十萬人信主，其布道的影響力，只有當代的葛理翰(BillyGraham)牧師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他雖然未曾作過宣教士，但是對推動宣教事工，卻是功績卓著。例如著名的「劍橋七杰」，就是他在1884年在英國布道時獻身的。美國學生獻身海外宣教的頭一波「黑門山百人團」，也是因為他在1886年呼召時獻身的。而1886年他所創立的「慕迪聖經書院」，迄今每年仍有數百人獻身宣教。他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基督教宣教運動主要的「推手」之一。
2.戴德生(HudsonTaylor,1832-1905)
戴德生出生于英國一個敬虔的基督教家庭。他在1853年加入「中國布道會」到中國宣教，後來退出改以獨立傳教士身分繼續在中國事奉。1865年他創立了「中國內地會」，這是第一個真正不分宗派的信心差會，也成為後來如雨後春筍般的眾信心差會的典範。在他的鼓吹及推動下，有大約四十個信心差會成立了，而且都竭力將福音由沿海地區推向「內地」。因此，正如克理威廉一般，他成為這個時期宣教運動的代表人物。
他的差會有許多創新的做法，例如宣教士都要穿中國衣服(甚至扎辮子)；經費需要完全依靠信心，從不募捐；將總部設在上海，而不設在英國。「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人數最多時超過一千多人，是中國最大的宣教團體。在義和團事件中，內地會就有79人殉道。但是他們所結的果子，迄今仍然在中國的家庭教會中清晰可見。
3.愛丁堡國際宣教會議(1910)
1910年在英國愛丁堡由穆德(JohnR.Mott)主持的「國際宣教會議」，不但是第一個基督教超宗派的宣教大會，也是後來「教會合一運動」的先聲。當時有世界各地、各宗派的一千兩百多位代表參加，包括159個宣教組織，盛況空前。但是除了17位亞洲代表外，全部是西方國家的代表。
會議結束後，有兩個後續的運動[5]，第一個是在1921年成立了「國際宣教協會」(InternationalMissionaryCouncil,IMC)。這個機構曾在基督教的宣教工作上，發揮了很重要的協調功能。但是隨著自由神學的影響，沖突逐漸加劇。1928年的耶路撒冷會議，有些代表認為非基督徒並不是「失落的」，也不需要福音。後來「社會福音派」更主張以社會改革來代替布道。後來當1961年「國際宣教協會」並入「普世基督教協會」之後，其宣教的異象及功能就逐漸失去了。
另外一個運動則是「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Movement)。首先是在1925年及1927年，分別召開了「生活與事奉」(LifeandWork)大會，及世界「信仰與教制」(FaithandOrder)大會。後來兩個運動合並，成立了「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CouncilofChurches,簡稱WCC)。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普世基督教協會」拖延到1948年才開始運作。其中包含來自44個國家的147個教派。
IV.主要宣教策略
1.「三C」(Christianity,Commerce,Civilization)策略
十九世紀宣教組織的宣傳數據常常提到「3C策略」(即基督教、貿易與文明三管齊下的策略)，而在非洲探險及宣教的李文斯頓(DavidLivingstone,1813-73)，更是推動「3C策略」最不遺余力的人。他的目的是希望以貿易來消除奴隸販賣的惡習。在許多其它地區，這也成為宣教士提升當地生活水平，以及對抗不良惡習(如販賣鴉片)的手段。例如巴色傳道會甚至在非洲科特迪瓦設立了農場，出口棉花。
但是後來宣教士發現，有時商業利益往往會與宣教目標發生沖突。同時一旦宣教士成了老板，本地信徒成了員工(甚至奴隸)，彼此原為教會內肢體的關系就變質了，這對教會的發展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後來大多數的宣教團體，就放棄這種3C策略，而轉向純粹傳福音為主的策略。
不可否認的，十九世紀的西方宣教士普遍都有「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情結」。然而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他們對當地教育、醫療、社會改革及民主政治的貢獻，卻是不容抹殺的。例如印度的基督徒不多，但是1920-30年代，教會學校對社會的革新，確有極大的貢獻。中國基督徒在二十世紀初，只佔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但是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卻有三分之一來自基督教大學。可見當時基督教對中國高等教育影響多大。
2.「三自」(Three-Self)政策
最早提出「自立、自養、自傳」的「三自政策」的人是範恩(HenryVenn,1796-1873)及安德生(RufusAnderson,1796-1880)，他們強調宣教士的主要責任，不是要去維持一個教會，而是要盡快讓教會能自立，而且訓練本地傳道人接手。但是實際上真正運用此原則最成功的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聶維斯(JohnNevius,1829-93)，他在山東曾提議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它宣教士反應很冷淡。後來他應邀到韓國去分享，卻廣受歡迎。以致于福音傳入韓國雖較晚，教會發展卻遠比中國好。
這種「三自政策」雖然一直是十九世紀末之後基督教正式的宣教政策，但是並未真正落實。以至于在大部份宣教地區(除了韓國以外)，本地教會對西方差會的依賴性依舊很大，教會發展緩慢，而且有一些畸形的現象存在。在中國，1920年代開始有獨立教會(如真耶穌教會、聚會所、耶穌家庭、王明道的教會等)興起，「三自精神」已開始萌芽。
3.「社會福音」與「基要福音」路線之爭
十九世紀末，「社會福音派」與「基要派」的路線之爭，由西方國家延燒至宣教地區，往往彼此水火不容。以中國為例，「福音派」以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為代表，主張傳揚「純正福音」，雖他們也辦學校、建醫院，但卻是附屬在福音工作之下的。「社會福音派」則以廣學會的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為代表，主張社會服務、文字工作與傳福音並重。後期「社會福音派」的宣教士，甚至主張以社會服務來取代傳福音。兩派爭執不下，最後在二十世紀初，終于分道揚鏢，各行其是。後來許多「社會福音派」(如青年會)已漸行漸遠，幾乎完全喪失福音的使命與信仰立場。
在十九世紀，大部份的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屬于「福音派」，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越來越多的「社會福音派」宣教士來華，從事醫療、教育等類的工作。這個路線之爭，後來也出現在中國教會領袖之間。例如基督教青年會的吳耀宗是「社會福音派」的典型代表，而北京的王明道、聚會所的倪柝聲、學聯會的趙君影則是「福音派」的領袖。兩派雖然都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各有其貢獻，但是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上，兩派都做得還不夠。
譬如說李提摩太致力于介紹西方的文明、科技到中國，並與上層人士多有往還，對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影響很大。可是中國知識分子卻采取「接納西方文明、撇棄基督教」的兩面手法。而到了1900年之後，廣學會的報紙和書籍，已漸被中國人自辦的商務印書館等所取代；官辦的中、高等學校數目也漸漸遠超過了基督教辦的學校(尤其在1920年代「收回教育權運動」之後)，所以「社會福音派」在中國的影響力大為削弱。相反地，內地會近千名的宣教士在中國各地，很少和上層人士來往，也不太與知識分子打交道，因此在文化會通上，貢獻也不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福音派」的宣教士們，曾引領了數十萬中國人歸信基督教。到了1950年之後，當所有的外國宣教士全遭驅逐出境時，這些中國信徒就成為福音的「種子」，經過文革的冬眠時期，在198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今天在中國農村已有超過數千萬的基督徒，其中大都是經由那些「福音派」的宣教士所結的果實，再繁殖出來的。
參注︰
1DavidBosch,TransformingMission,Orbis1991,p.303.
2同上,p.292.
3RuthA.Tucker,FromJerusalemtoIrianJaya,Zondervan,1983.p.268-73.
4《宣教學概論》，賈禮榮著，黃彼得譯，1979，154頁。
5《基督教兩千年史》，6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