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救之后，在工作中处处仰望神，依靠神，有不少值得述说的见证。1932年7月我就任“河南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时，不少分局长是权贵们的私人，和总局职员暗通内情，违法乱纪；奸商土豪更是行贿偷税，无所不为。如此腐败的官场，从人看来实难整饬(chì)。接任后第三天清晨，我为工作中的困难祈祷，得着神的话语：“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2：21)”。心中的重担顿时脱落，看到了光明前景。随即想到七条整顿歪风的禁规，用楷书大字书写了两张，分别贴在大门口和客厅中，要求局内职工人人遵守。这七条是：
1、严禁总局人员与分局人员有分文授受。
2、严禁总局人员泄漏未经发表之公事，以及与分局长互通消息。
3、严禁总局人员向各分局长荐人，各分局长亦不得向总局人员有所请托。
4、严禁总局传达、公役等向各分局长需索费用，各分局长亦不得徇情赏给。
5、严禁总局与分局人员请客宴会。
6、严禁总局与分局人员馈送礼物。
7、严禁总分局人员赌博、吸食鸦片。
禁规公布之前，我曾经收到过几位分局长的邀宴请贴（当然没去），公布之后，再未发生此类事情，对分局长的任用不徇私情，全凭工作成绩定其去留。每日工作时心中有主赐的平安喜乐，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均能迎刃而解。以前，每年税收仅有十五万元，我任职后，年税收达六十万元，受到上级的重视与好评。有不少同事羡慕主的真道，我委任的两位科长，都先后得救了。
这时，魔鬼想用金钱来诱惑我们远离神转向世俗。1934年2月，我因公去上海时，遇见一位老友正在主持航空建设奖券的推销工作，他请我担任河南、安徽、山东三省奖券推销的经理人，照章程规定，经理人可得销售额的十分之一为手续费，每月可获纯利一万元，收入可观又完全合法，实为难得的美差。乍然一听，似乎也无可非议，但灵里总觉不通，遂决定找爱主的年长弟兄商谈。3月14日，经别人介绍，前往“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见到唐进贤总主任(Mr.Gibb)。他说：“航空建设是正当的，但用发售奖券的办法集资不妥，这是利用人们想侥(jiǎo)幸致富的赌博心理，使多数购券人吃亏。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便不可染指此事，否则在经济上或许有所获益，但灵性必蒙亏损。”
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对，去信告诉尹师母，她也有同感，于是毅然辞谢了此事。这是和内地会的初次接触。以后与他们交往日增，获益也愈多，该会在山东烟台的子弟学校，属灵气氛浓厚，教学成绩优异，我们十分钦佩，从而促使我们萌生了要为中国学子创办同类学校的意愿。
1934年夏季河南久旱无雨，粮价高涨，为了备荒，我受命到湖南去买米。湖南虽是我的家乡，又有许多亲友，但我要专一仰望神而不依靠人。只带了一名随员于8月26日抵达省会长沙，住在湖南圣经学院，不向当地任何亲友透露此行的目的。那时湖南也受到旱灾威胁，粮价上涨，省府禁止大米出省。8月31日河南方面来电，要我购米二十万担，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我心中有主赐的平安。当天下午喜降甘霖，次日又下大雨，米价下跌。我立即买进了一万担米。9月2日，米价再落，同时河南的旱情也趋缓解，我回电建议减少购买的数量。9月8日收到回电，要我“停止再买”，阅毕如释重负，感谢赞美神。事后得知，湖南省府规定，凡与外省往来的密码电报，均须先经检查。但我与河南方面收发的所有电报，却从未受到检查，不然，恐怕连一万担米也买不到！因米商交齐货物需时一个月左右，所以还得暂时留在长沙。9月26日，我在湖南圣经学院作见证，讲述自己蒙恩得救的经过，根据陈崇桂牧师的记录整理后，以“我信救主耶稣基督之经过”为题，付印分送亲友（请见附录一〕。那位和我同去的随员，此时也得救了，并回家劝其母亲信主。
返回河南不久，便升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图4）。当时政界有一种陋规，新官上任，总要带来一班亲信，将他们安插在重要的岗位上，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认为基督徒应该秉公办事，不可用人唯亲，决心加以改革。1934年10月22日，我独自一人去财政厅赴任。头一件事，便是宣布人事不作变更，全厅职工照常办公。厅中虽无一人是我亲友，但“**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河南是中原战略要地，民国以来，长期为袁世凯、吴佩孚等军阀头目所盘踞，横征暴敛，战乱不断；加之黄河失修，水患连绵，天灾人祸为害之烈全国罕见。在我上任之前，河南财政年年入不敷出，有时连公务人员的薪俸都不能按期发给，哪里还有经费用于建设和教育事业呢？为了弥(mí)补赤字，预征田赋，寅(yín)吃卯粮的事情，也司空见惯。黎民百姓深受苛捐杂税之害，叫苦不迭。又由于党政军界各方的干预，县级财政也同样紊乱不堪。我既非国民党员，又无背景和靠山，要对此千疮百孔的经济进行根本整治，谈何容易！然而我深信既然神让我担任此职，他就必定会赐给我力量来胜任此职。“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第一次全省财政会议于1935年5月23日召开。会前收到各县提案四百余件，多数都要求增加税收，与民众希冀减轻捐税以纾(shū)贫困的愿望大相径庭。5月25日，进行大会讨论，各方意见分歧甚大，彼此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我在主席台上，几乎无法维持会场秩序。只有举目远望会场外面的蓝天，心中默祷，求主眷顾。
奇妙得很，争吵很快就停止了，大家都愿意平心静气地来共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当天下午一致通过了各县紧缩标准案，据此标准，分组对各县的地方概算进行审查。5月28日，大会在一致通过各县地方概算后圆满结束。凡未列入概算的项目一律取消。同时实行公开招聘，统一考试，量才录用，张榜公布的用人制度（图5）。刷新人事，派遣考核合格的财务人员去各县工作，收到极好的成效。以后，又改进了税收办法并推行其他改革措施，使河南省的财政渐渐走上正轨。
1935年6月财政会议结束后，头一个月的收支，非但没有出现赤字，而且金库中盈余了六十万元，这是我和全厅同人都意想不到的，也是河南财政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任期不到一年，便将财政厅以前所欠三百万元的债务全部偿清，在全国财政界中，引起轰动。并因此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嘉奖（图6）。1935年12月15日，“新闻报”在“国府明令嘉奖豫财厅长尹任先之擘(bò)画周详实事求是”的标题下，刊登嘉奖令的全文如下：
【中央社十四日南京电】国府十四日令：查理财要政，端赖有司，恪遵法令，精研力行，方有裨益于国计民生。兹据行政院呈，据财政部呈报，河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尹任先，自就任以来，对于确定地方预算，废除苛捐杂税，改进征收，推行法币，均能擘画，实事求是，成绩昭着，足资楷模，应予特令嘉奖，用彰丕(pī)绩，而励来兹。此令。
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此殊荣，工作中能取得一些成绩，全是神的恩典，只有归荣耀于父神。“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18：27)”、“耶和华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番3：20)”。
在财政厅长任内，我还对河南的金融作了治理。当时，具有省行职能的河南农工银行，有公股也有私股，经营不善，资金短缺，已经面临倒闭。省政府改组其董事会，要我兼任董事长，进行彻底的整顿。根据我的建议，首先收回私股，使银行完全受政府节制，并计划增资五十万元，以加强经济实力。
1935年5月，有一幢属于银行的高级住房空出，行长请我去住。那屋的房间甚多，大厅又宽敞可以聚会，从人看来是个理想的住所。但当我们为此事祷告时，神赐给我们的话是“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书6：18)”。让我明白，自己身为银行董事长，对银行负有重要责任，一举一动影响重大，切不可贪图银行的好处而遭物议，便谢绝了。数日后，得知省主席刘峙将要迁入，并早有此意。更使我们感到，凡事都必须寻求神的旨意，才不会做错。因在住房的事上顺服神，他使我在银行的工作尽都顺利。增资数额突破五十万元的原订计划，实际达到了五十四万元，现金存款超过了两百万元。一个原已摇摇欲坠的银行，一变而为组织健全，信誉卓着的银行。行长李君及夫人并职员多人信主。
在我任董事长前，银行中存有三万三千余两的鸦片烟土，是私商福记公司不能如期归还银行贷款的抵押品。我上任后，该公司的境遇每况愈下，显然已无力收回这批烟土，于是银行经理提请董事会核准将鸦片售出以清偿欠款。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同意出售毒品贻(yí)害民众，但有几位董事则认为欠款的数额甚大，舍此难以弥补损失，开会数次，均未取得一致意见。我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1935年12月6日，我们和正在主领家庭传福音聚会的巴若兰教士一同专为此事祷告，得到神清楚的启示：彻底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烟土完全销毁。当天夜晚，我即去向省主席刘峙请示，他认为要公家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是不可能的，坚决反对。看来，烟土是非出售不可的了。但我们仍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神凡事都能”（太19：26），巴教士也赠给我们同样的勉励：“Arethereanyriversyoucannotgoover?Arethereanymountainsyoucannottunnelthrough?Godspecializesinthewhollyimpossible——doingthethingswhichmancannotdo.”（河阻尔难渡，山拦尔难穿，人力虽弗及，神手能成全）。大家继续为此祷告，并不灰心。
仅仅过了九天，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来电，下令改组河南省政府。省主席刘峙调离，由商震继任。前面所提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对我发布的嘉奖令也同日见报。
在当时，省主席调换之后，厅长通常也随之变动。我与商震先生素不相识，便想在省府改组之时主动辞职。12月25日，我乘火车赴南京，向财政部提出辞呈，得到财政部的同意后，12月28日回到开封，立即准备移交的事宜。
12月31日，是1935年最后的一天，也是刘峙在河南主政的最后一天，我召集全厅职员话别，并以主的真道劝勉。次日的报纸以“财政厅长尹任先召职员训话”为题，刊登了我讲话的大意，抄录如下：
河南社讯：省府财政厅长尹任先，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召集本厅全体职员训话留别，大意谓，此次省府改组，任先已辞去本兼各职，今趁此临别机会，与诸君见面，聊赠数言，以作纪念，任先来豫主持财政，已历年余，幸诸君奋勉从公，得使豫财日入正轨。此次谬膺中央明令嘉奖，在本人，自惟才力棉薄，并无良好成绩，受之实在有愧，惟此次得蒙奖掖原因，实由于诸君奉公守法，努力工作之所获，换言之，亦即奖本厅同仁，今后任先离豫，希诸君继续此精神，豫财前途，光明可期，溯自任先来厅以后，建树惟用人方面，自信已得到很好效果，实因中国政界之任用私人，为妨碍行政发展之一大原因，任先在豫，对于亲戚故旧，未用一人，遇有缺额，悉采考试方法，在最初自己亦恐办不通，而结果竟出余意料之外，如本厅职员及各县营业税征收主任，都有很好成绩，此可证用考试方法来作用人标准，绝对有效，而且可推进政治之发展，最后尚有一言，吾人作事最大之弱点，即不能打破私欲，一秉大公，任先作事，即本斯旨，此种道理，在古圣先贤名言中，以及宗教哲学里面，都讲究很透彻，诸君公暇，无妨一作研究，自能心领神会，得到光明之途径，来日方长，希诸君珍重，训话毕，全体摄影而散。
商震先生于1936年元旦就任省府主席。他从中央的嘉奖令中得知我的工作成绩，故而不同意我辞职。我在九天中多次恳辞竟毫无效果，他一再殷切地请我留任。至此，我和尹师母均感到，如果坚辞，难免使他误会，神既拦阻我们此时离职，必定有他的美意，应该顺从。于是打消辞意，1月10日，重返财政厅办公。
从上班的次日即1月11日开始，连续举行了十一天布道大会，这是早就筹备好的。我们家中最多可容纳二百来人，不敷所需，所以借用新生活俱乐部的大厅，每晚七时聚会，参加者多达四五百人，盛况空前，不少人信主得救。商震主席每晚前来听道，也信主得救了。他上任还不满一个月，便成了基督徒，是我们完全未曾想到的。
商主席得救之后，对罪恶有了和我们相同的认识。当我将河南农工银行扣存鸦片之事向他报告并提议销毁时，他立即表示同意，认为国家损失事小，人民受害事大。他与省府委员们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后，四月初，经第554次省府委员会议决定，悉数予以销毁，并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核示。
行政院将此案交禁烟督察署办理，而该署于7月14日回电给河南省府，以“鸦片尚在分年禁绝时期，并无销毁此项存土的规定”为由，不同意省府的请毁报告。并限令三日内，将本案全部烟土，交给该署在河南的办事处来处置。实际就是交由他们去贩卖。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君见烟土销毁不成，反被禁烟督察处拿去赚外快，甚为懊丧。
当时商主席正在南京向蒋介石先生述职，而期限又如此之紧，在人看来，事态已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我闻讯后，即跪下祷告，交托给神，相信三日之内，他必有办法，心中十分平安。7月17日是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清晨起床后，我独自唱诗赞美神，非常喜乐。午间，突接南京商主席来电，要我速去。我立即感到神所赐的良机来了，此次去南京，可请商主席再就此事向蒋先生陈述，力求转圜(huán)。便与省府秘书长刘君相商，代商主席备好一个呈折，随身带去。其中大意为：河南农工银行系属公营，此项扣货既无赎回可能，不啻(chì)已为公有，未便直接或间接再行发售，增加流毒，呈请行政院仍照前拟，由省府自行销毁。同时通知禁烟督察署，因去南京交涉，暂缓交出。7月18日晨又接电报催我尽快动身，遂于7月19日乘夜车离开开封。哪知在我匆匆赶赴南京时，商主席也启程从南京返回。7月20日清晨，我在车上读经时，火车驶进徐州附近一个车站。车刚停妥，忽见商主席的副官正由车厢门口向我走过来，说主席专车停在旁边，请我马上前去。在这意外相见的瞬间，我猛然记起那呈折，便迅速取出带上。商主席告诉我，在他述职时，蒋介石先生对我在河南理财的成绩很赞许，要单独召见我详行垂询，他已启程去庐山避暑。我赶紧将呈折递给他看，他完全同意，立即盖章。我急忙告辞返回，刚登上车，便开动了。
坐定之后，刚才发生的一幕，仍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抑。我乘坐的火车虽然和商主席的专车逆向行驶，却不期而遇，如在途中彼此失之交臂，所带的呈折未经他过目与盖章，岂不成了废纸？更没有料到的是，本想请他向蒋先生递交呈折，如今竟会由我来递交。“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118：23)”。
7月20日下午抵达南京，次日乘飞机到江西庐山。7月23日晋见蒋介石先生，谈完河南财政后，递上有商主席盖章的省府呈折，并对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扫除毒品是神喜悦的事，相信必蒙神赐福。”当时尹师母正带着孩子在那里避暑，我在家中住了几天，于7月26日离开庐山，7月29日晚回到开封，立即见商主席，报告了一切经过。他告诉我：“今天已收到行政院的批复，照准全数烟土由省府自行销毁”。速度之快，出人意料，我们满心感谢赞美神。
8月7日，召开第572次省府委员会议。商主席提议将河南省农工银行所扣的全数烟土，在8月12日运往省禁烟督察处所在地郑州销毁。全体一致通过，并委派省府委员张静愚先生（建设厅长）、常志箴先生和我三人监督毁烟。
1936年8月1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下午，在我等三人的监督下，全部烟土在郑州当众销毁（图7）。次日报纸以“省府在郑焚烟记”为题，对这次毁烟的前后经过，作了详尽报导。该文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尹氏等到郑后，将前项扣货眼同点验，计大小四百五十八包。毛重三万三千零七十四两，数目相符。于下午一时载至郑城西北隅(yú)，农行所有的田地内，以木柴、煤、食盐等物引火焚烧，拍照存证。一时火焰冲天，直至下午五时始完全灰烬。尹氏等当日即返汴(biàn)，此害人之毒物，同时付之一炬，农行牺牲款项在所不计，省府禁毒决心，殊值得吾人敬仰”。
九个月前这件在人看来是无法办到的事，终于成了现实。
我将报载的焚烟经过及照片寄给尹师母。8月23日，她回信说：“我收到你寄来的焚烟照相，我给这里的弟兄姊妹看，他们大家都赞美感谢主。的确，只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之中，他是得胜的主，必定为他的荣耀帮助我们成就一切。”
此事的全部经过，曲折而且奇妙，简直带有传奇的色彩。像河南省政府的突然改组，我因受到奖励而留任，商震得救信主，蒋先生对我的及时召见，赴南京途中巧遇商震呈折盖章等等，宛如一条五色斑斓的彩链，环环紧扣，缺一不可。当时蒋介石先生作为最高当局召见各省主席述职，是例行公事；然而单独召见一位厅长，实属罕见。另一方面，省府请求销毁烟土的呈文，已遭到中央禁烟督察署的否决，也惟有再向他申诉，才有收回成命之可能；因他当时既兼行政院院长，又兼中央禁烟督察署总监。而来电召我的时间不迟不早，恰好在指令交出烟土的三天限期之内，我会想到在动身前先代商主席准备好呈折并在途中相遇盖章，以致能够在晋见时将呈折面交蒋先生，获得批准，最终达到了销毁全部烟土的目的。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所信的是无所不能的真神吗？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赞扬他的大能，并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敬拜！
1937年2月我调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到任以后，仍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依靠主的力量，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各方的反映很好，现抄录当时报章上的两段评论如下：
“新任财厅长尹任先，其理财政策一秉硬干，不徇私，不肥己。是以在豫时成绩斐然，甚为各方所赞许。此次出长湘财厅，虽为桑梓(zǐ)所在，然所擘划纯以预算为转移，每月不得超支，其有余者，则完全解库，不得移入下月。向例凡财政机关，无论业务会计、皆系肥缺。而尹则限制庶务室中存洋不得超过三十元。辄发薪之日，再行领取。其对于全体职员，辄以努力做事，减少应酬相勉励。每日绝对遵守办公退公时间，置签到薄于厅长桌上。各职员依时到公退职，尹皆亲自查阅。有致函财厅职员者，谓在尹处服务，只需以“少说话，多做事”六字为座右铭，斯得之矣。”
“湘财厅长尹任先为人富胆识，擅谋略。其理财政策，纯主张硬干实干，以遵守预决算为前提。其选用僚属亦纯主公开考试，以才识为主，无才无识者虽至亲密友不用也。尹自留美归国后，即服务国内各实业财政机关。年前复升调河南财政厅长，为国宣劳，足迹未尝至乡门。尹本诗书门第，家世富有，其料理家政各项事务，概归乃弟负责，分道扬镳，兄弟未谋，其弟欣喜逾恒，当日即至财厅晤兄。维时尹以公忙无暇面晤，且恐外人不察，疑尹有引用骨肉嫌疑，遂令秘书某君代见。当晚再至弟处乐聚天伦，实可谓公私分明者矣。又尹有至戚，函介一小职员，情辞恳切，尹阅函后，谓曰来人，先例不可开，君有真实本领，将来本厅举行用人考试时，可前来应试，恕不能因私而废公也，卒不纳。铁面无私，求之今日宦海中，不可多得焉。”
工作中有神的祝福，也有魔鬼的攻击。我来湖南后，发现省银行被几个有权势的人所把持，他们营私自肥，致使银行非但对全省金融毫无裨益，反而亏累不堪，难以维持。为了彻底整顿，我向省府请准自兼银行行长。虽有老友劝我切勿涉足此是非之地，以免得罪他人。但神赐我信心，无所畏惧。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银行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图8）。然而，1937年10月，银行发生了一起金库保管员卷款潜逃的严重事件，当时我正因公赴南京出差，行内少数不良分子乘机勾结起来，造谣中伤，迫我引咎辞职，以便他们重掌财权，为所欲为。这个阴谋得到省主席何键的暗中支持，而使我处境险恶。
自蒙恩得救以后，世间名利已不再吸引我们，对政界的去留，我本不在意。但若因涉嫌此案而去职，则自身蒙不白之冤事小，主名受亏损事大，因为世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此时神藉着以下的话语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与力量：“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8：31)”、“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尼13：2)”。奇妙的是，案发以后仅十多天，中央改组湖南省政府，我未被撤职，想利用此案来打击我的省主席何键倒给调走了。新任省主席张治中虽然和我并不相识，却仍留我继任。他到任不久，金库盗案主犯便被缉获**，真相大白于天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入侵，步步向内地进逼。1938年10月下旬攻陷武汉，觊觎(jìyú)湖南，省会长沙顿呈战时景象。为了应变，省政府一面将各机关迁往沅陵，一面加紧疏散市民。同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全城发生大火，市区十之八九化为废墟，数千人葬身火海，数万人沦为灾民，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对此惨祸，举国震惊，群情激愤。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因失职而被处决，省主席张治中也因用人失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当时，善后救灾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本是民政部门的份内工作，责无旁贷。然而民政厅长陶履谦，深知此次救灾非同寻常，任务艰巨，风险极大，稍有失误，后果堪虞。竟不肯出来领导救灾工作。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刚受处分，处境困窘，对陶的渎职逃避行为，也无力管束。于是找我商量，恳请我来主持赈灾。我当即接受此任，并报告他说，省财政厅尚有数十万元现款，可用作救灾，使他大得宽慰。
大火后十天，11月22日，成立了“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主持一切救济事宜。我是主任委员（图9）。着名剧作家田汉和长沙市长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中有教育厅长朱经农（基督徒），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等人。下设总务、救济等八个组。救济总额五十万元，其中省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办公地点设在财政厅内。
为使灾民能在隆冬季节尽快得到救济金，救济委员会决定直接发款给灾民。这种赈灾方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全无先例可资借鉴，工作的难度极大。但我深知有主同在，内心平静安稳。委员会还决定救济对象须先登记并领取长沙市发给的难民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每人领款五元，发款日期为12月1日。
发款那天清早，成千上万的凄苦灾民，便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涌向指定地点。发款时间未到，场内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后因发现，不少原来已去外地投亲靠友的人，也闻讯赶回，却未领难民证。只好临时改变规定：另发救济金兑换券，捺上指印，凭券取款。这样，不仅实际人数将大大超过预计，而且也很难杜绝重复领款或并非难民之人前来冒领。由于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发款进度缓慢；一些迟到的灾民又继续不断入场，时至傍晚，待赈的灾民依然众多，使原定一天结束的工作欲罢不能。但若继续发放下去，又有谁敢担保靠这有限的救济款能圆满的收场呢？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工作人员均不知所措，纷纷前来请示。我是主任委员，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
当时，尹师母已带着孩子们避难去云南了，眼下又无法去找爱主的弟兄姊妹相商，唯有独自祷告求主指引。祷告时，心中忽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野地里，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动人画面，并清清楚楚记起当时主对门徒所说的话：“你们给他们吃吧(路9：13)”。我立刻明白主要我效法当年的门徒，凭信心继续向灾民发放赈款，“给他们吃”。
遵照从主所得的启示，次日上午继续发款给待赈的灾民。开始时人群争领的情形一如昨日，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款的人数竟自然而然地减少下来。及至夜幕降临，所有灾民全都领款离去，再无一人滞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救灾活动，便这样平静顺利地宣告结束，工作人员个个如释重负额手称庆。
赈灾结束的当晚，领款人数尚未统计完毕，中央社记者即根据原先登记的人数，以“长沙大火，灾民六万”为题，迅速作了如下的报道：
【中央社长沙二日电】本市火灾灾民登记业结束。统计住所者二二五○名，不住所者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名，此外收容孤儿一○名，连同湘潭萍乡等处登记者，预计总数在六万左右。昨今两日发给灾民贷款证及疏散费，灾民已开始向选定之县份出发。
事后点清按有指印的兑换券九万余张，发款总数四十余万元，两数相符。超出领取难民证的人数达三万之多，尽管如此，一切前来申请救济的人还是都领到了赈款，但又没有突破五十万元的总额，并略有结余。恰似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以后，尚有十二篮零碎。张以藩先生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发放了九万人的救济费，把钱直接送到灾民手中，不出差错，简直是神迹！”的确如此，是神又一次彰显他的大能，成就了人力难及的事。当时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在实地视察后，也曾对这次救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此次长沙火灾临时救济工作中，虽尚未完全避免灾民之冒领、重领等事，而赈款均能用之于灾民，办事人员之不中饱，则予各方面以极良好之印象，而为过去赈济之所未有”（图10）。
救灾结束了，灾民散去了，各方对省主席张治中的怨愤和指责也逐渐平息下去。张先生深为感激地对我说，这次赈灾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承担这风险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战争年代，日本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地方财政非但没有赤字，而且还拿得出数十万元来赈灾。三是想不到赈灾工作进行得竟如此顺利。我说，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赈灾得以诸事顺遂，完全是神的恩典，决非自己有任何过人之处，并趁此机会向他传扬福音，劝他信主。他深受感动，与我一同跪下祷告，认罪悔改，主藉着我在赈灾工作中的见证拯救了他，“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6：9)”。过去我们之间仅是一般上下级关系，自此以后，彼此既是主内弟兄，也成了挚友。
不久湖南省政府改组，1939年2月1日，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调任中央侍从室主任，我也奉调到财政部工作，都离开了湖南去重庆就任新职。到重庆后，张先生渴慕真道，常与我同去聚会，他特别爱听江守道弟兄证道，几乎每讲必到。某次因公短期去成都出差，星期天独自一人上街找寻礼拜堂。1946年任新疆省主席后，曾在首府迪化（现改乌鲁木齐市）为教会购置聚会所用的礼拜堂。圣光学校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校董会的董事长，不遗余力地支持学校工作，对确定重庆山洞和苏州四摆渡两地校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些是后话了。
在工作中还有很多见证，不能一一细述，想必从以上这些见证中，读者已足以看见神的恩典与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