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述说主带领我们创办圣光学校的经过。圣光学校不同于当时受某一宗教组织资助的所谓“教会学校”，因为它在经济上和人事上均不从属任何国内外的宗教团体或其他组织，完全是一所由中国基督徒自办的私立学校。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有志办学是受到内地会子弟学校佳绩的启发，所以事情还须从我们在河南开封的时候说起。
当时主持开封循理会的戴永冕牧师(Rev.JamesHudsonTayler)是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孙子，和我们常有来往。1933年10月13日晚，在我家主领家庭聚会，会毕，因时间过迟而留宿未归。次日共进早餐时，他谈及自己是在山东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回英国去进大学深造的。并向我们介绍了子弟学校的情况。
他说该校在五十二年前从仅有三名儿童的私塾办起，现有中小学生有四百余人，毕业生累计已达到一千六百余人。凡属内地会传道人的子女，年满六岁即可送入此校，由小学一直读到中学毕业，然后返回各自的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一律住校。教职员皆是内地会的传道人，为事奉主而来执教，信仰纯正，有基督之爱，不仅在知识上对学生循循善诱，而且对学生的灵命、品德和健康各方面都备加关怀。所以学生也以校为家，虽逢假期亦绝少离校，受良好校风的长期熏陶，毕业生普遍品学兼优，百分之九十以上清楚得救，不少人还继承他们父母的事业，重返中国传道，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听了很受感动。随后，细读了该校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册，知之更详。深感中国各地虽有不少“教会学校”，但往往名不符实，难以引领学生获得纯正的信仰。如能创办一所灵命与才学并重的学校来培育我中华学子，该多有意义啊！然而要将理想付诸实施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土地、房屋和经费；更需要有一班热心爱主并愿献身教育事业的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地工作，才能收效。因我不熟悉教育工作，所以从未想过自己能主办学校。几年过去，办学之举仍旧未现端倪(n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几乎完全沦入敌手，生灵涂炭，百业凋(diāo)敝。沦陷区内不少有名的学校，或被迫停办，或迁往内地，因陋就简勉强支撑。谁能想到一所在和平时期久为我们向往却并无眉目的学校，竟会诞生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整个办学的过程曲折而奇妙，处处可见神的带领。我现在就按时间的顺序来一一叙述。
抗日的战火，激起全国局势的剧烈动荡。前几年，我们在各地结识的许多主内朋友，随着各自的工作单位陆续内迁，先后来到当时的陪都，四川省重庆市。他们一向积极赞同我们的办学理想，大家能同聚一地，群策群力，使办学具备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也愈来愈强烈。1940年4月，胡宣明先生和夫人来到重庆，在郊外山洞镇我们家中小住。14日晚，一同深入商谈办学之事。胡先生说，当戴德生先生清楚神呼召，要他去中国内地传福音以后，即用“中国内地会”的名字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存入十英镑，表明他愿顺从神的差遣。以后他创建的内地会，成了最蒙祝福的来华差会，拯救了许多灵魂。目前办学虽然尚无头绪，但不妨效法戴德生先生，以学校名义在银行开户存款，向主表明我们愿担此任的决心。并建议暂时定名为“笃信学校”。我们完全赞成他的意见，4月16日，两家共同拿出一百二十元作为“笃信学校基金”存入银行。
此后，一连串令人振奋的消息接踵(zhǒng)而来。5月4日，收到湖南长沙圣经学院饶培德牧师(Rev.CharlesA.Roberts)来信，欢迎我们去他那里，使用圣经学院的房屋办学。6月5日，收到挚友贾嘉美牧师(Rev.JamesR.Graham)自美国来信，他极为赞成我们的办学计划，并愿亲自来华促成此事。我们有位亲戚陈玉箴女士，是基督徒，正在美国攻读教育学的学位，7月29日收到她的来信，表示学成归国之后，也愿参加办学。11月4日，在重庆经商的李锐弟兄，我们的一位老友，捐款一万六千元，准备买下我家附近一所竣工不久的新屋作为校舍。只是校长人选尚未确定，因为我们考虑聘请的两三位，都还没有肯定答复。
同年9月底，我受任为财政部公债司长，主管公债事务，同时也经收国内外各界给中国政府的捐款。重庆偏隅西南，对外联络不便，所以前任公债司长，长驻香港办公，同时以港币计薪，不受国内法币贬值的影响。我继任后，认为基督徒应该体念时艰，为抗日战争节省国家的宝贵外汇，决定在重庆办公，以法币支薪，只有在公务需要时去港。11月初我因公去香港，由于工作劳累，当地天气炎热，住所环境不宁，患了神经衰弱症，失眠盗汗，只得暂停工作，迁往一所别墅调养。病中想到自己年方五十有余竟已如此虚弱，真应抓紧时间为主工作才是。办学之事萦系心头，常在夜间起床，读经祷告，为此切切寻求主的旨意。
11月26日夜，读到马太福音廿(niàn)一章廿三至廿七节，主耶稣问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像是在问我办学的思想从何而来，我肯定回答主说，是从天上来的。12月4日，先读到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耶稣用水变酒以后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使我看见，我们得救以后，生命发生了根本改变，犹如由水变酒，主就要把我们舀出来“为他所用”。随后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至九节，“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件不及人的”。这时，主使我想起知名人士张伯苓先生的事迹。他习武出身，不曾学过教育，但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他是一个教育外行，却能够担任校长并办好学校。自己若依靠主的力量，是“没有一件不及人的”，也必能胜任校长之职，使学校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得此亮光以后，心中大喜，信心倍增，畏难情绪一扫而空，当晚睡得格外香甜。
12月5日晚，读到约翰福音廿一章，门徒遵照主的吩咐撒网，得鱼甚多；然后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又嘱咐彼得“喂养我的小羊”。使我明白，我如果爱主，就应遵照主的旨意创办学校，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年青的学生，使他们归向基督，得人将会如同得鱼一样众多。12月7日夜，先读到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至十九节，主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是主再次呼召我为了兴旺福音要担负起办学的重任，因此不可再有犹豫；后又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廿四节，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愿作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脱离政界，奉献自己，专心办学。
12月8日晨，读到列王纪下廿章五至六节，神治好了希西家王的重病，增加他十五年寿数。12月9日，读到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罢，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相信自己的疾病也同样会蒙神治愈。果然从这一天起病状全消，恢复工作，办完公事，于12月26日平安健康地回到重庆。
尹师母对我从主所得的启示完全同意，我们都认为在港卧病是出于神，这样可以使我有安静的环境与充裕的时间与他亲近，明白他的旨意乃是要我亲任校长之职。“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119：71)”。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原先的一些机遇，在我从香港回来以后，竟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由于战火逼近长沙，去那里办学已不可能，而我家附近的那幢新屋，又被他人抢先一步买去。陈玉箴女士回国以后，因校址无着，不能久等，只好接受别处的聘请离去。看来好像希望正在化为泡影。但我们知道这并非神不可信，而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要藉着各种事态的变化来试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神要在他的时间，按他的方式，成就他的旨意。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随之而来的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最困难最黑暗的一段岁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凶焰肆虐于亚、欧和非洲。亿万民众惨遭侵略铁蹄的践踏和蹂躏(róulìn)。然而这也正是神一步步引领我们着手办学的一年。他所预定的日期，终于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
12月1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天，中国内地会代理总主任董牧师(Rev.JohnR.Sinton)来公债司，代表内地会向中国政府捐款二十万五千元，并指定要用于教育事业。经过祷告，清楚此款是神为我们办学所预备的，但我身为公债司长，如果贸然自取，恐遭近水楼台之议，遂于12月16日走访董牧师，想请内地会协助我们获得此款。他对我们有意办学早有所知，如今又见我们明确表态，便立即同意，亲自去见财政部长，表示希望能将款交给我们办学。财政部尊重捐款人的意愿，1942年1月19日批准将捐款交给我们。这笔对办学起重要作用的巨款，从捐献到领取，前后不过四十天时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细想此事，实在奇妙：其一，这是内地会自百年前建立以来首次给中国政府的捐款。其二，公债司兼管捐款，而这笔捐款正巧在我任司长时收到，并指定用于教育。其三，我们办学的动机来自内地会，又是用内地会的捐款来实现办学。“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11：33)”。
2月27日，学校七位董事中的六位：朱经农（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不久任教育部次长），张静愚（时任财政部税务署长）、胡宣明（时任立法院委员）、梅贻琳（时任中央医院院长）、李锐（着名的桐油出口商）和我共聚一堂，开了第一次校董会，就建校的几个重大事项进行商议。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先生因政务羁(jī)身，未能参加。议决的事项如下：一、拟定办学章程九条，其中首先明确办学的主要宗旨，是引领学生信主爱主，荣耀他的圣名。应尽可能聘请德才兼备,又得救信主的基督徒担任教职员。学生在校中信仰自由，但报考学生的家长须同意办学宗旨。二、推举我任校长。三、同意我的提议将校名定为“圣光”（HolyLight)。四、决定尽早建校开学。两天之后，我们将开会的情况报告张治中先生，他对大家议决的各项事宜均表赞成，不久又欣然接受校董们的一致推举，就任校董会董事长。他建议将我家附近的一片农地买下作为校址，但探问得知，邻近的海军部也正在洽购，于是张治中先生亲自找海军部长陈绍宽商谈解决，5月5日立契成交，购得土地，即日便开始动工兴建校舍（图11）。
当时正进入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建房十分不易，幸蒙昔日留美同学建筑专家薛次莘先生热心赞助，方能顺利完工。他在重庆自办建筑公司，不仅为建校义务提供设计图纸，监督施工质量，将应得的六万元报酬全数捐赠学校，而且一再给予有力的支援，使我们度过了重重难关。
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建筑商不肯包料，而我们又无经验，没有想到为避免货币贬值，应该及早将全部所需的建材购齐，致使建造费用严重失控。根据2月份匡算，校舍的造价不过十七万元，我们有一月份得自内地会的二十万元捐款，完全足以支付。然而8月底校舍建造至中途时复核，则非六十万元，不能竣工。当时手中的款项虽因陆续有人捐助累积已达五十万元，但仍有十万元的巨额逆差没有着落，施工面临即将停顿的困境。此时，我们别无他法，唯有读经祷告，求主施恩。9月3日晚读到使徒行传廿八章十一节：“过了三个月……往前行”，又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相信这是主给我的应许，在“三天”和“三个月”后，将成全他的事，引领我们往前行。
三天后，即9月6日，我去见薛次莘先生，告诉他目前手头拮据，难以为继。他听完后力劝我不可停工，一切不敷之款先由他来垫付，直至校舍竣工。他的体谅和宽厚，令人钦佩，唯有感谢主恩。
三个月后，学校大楼已近尾声。12月1日，收到一笔十万元捐款，恰好弥补建筑方面的赤字。次日我携款去归还薛先生，哪知他又说还款可以从缓，应先用此款来造食堂，以便早日开学，这又出乎我们的意料。自读经之日算起，“三天后”和“三个月后”，建造校舍的困难，果然一一消除了。“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书21：45)。”
圣光学校副校长王省三先生应邀来校的经过，也很值得一叙。自从专攻教育的陈玉箴女士离去之后，我们不断在祷告中求主再安排一位熟悉教育的同工来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因为我们没有办学的实际经验，而且我虽提出过辞呈，但未获准，一时还无法脱离政界，专心从事学校的工作。然而直到校舍动工兴建之时，仍未遇到合适的人选。
1942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忽有一位陌生客人来到家中，他便是王省三先生，在贵阳受尹师母之妹丁宝筠女士所托，给我们捎来几个玻璃杯。经过交谈，得知他也是基督徒，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战前在江苏省江阴任辅实中学教员及校长职务多年，丁宝筠曾是该校学生。江阴沦陷之后，学校被毁，他只身离家辗转来到贵阳，改行经营汽车运输，业务颇为发达，拥有的汽车由一辆增加至八辆，每月收入甚丰。
他离去后，我们觉得如果他能来任圣光学校的副校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转念学校创办伊始，又是以小学为主，工作繁多，薪俸微薄，不知他肯否前来俯就？于是一面为此事祷告，一面于6月30日去信相邀并附上“发起圣光学校之经过”一文。
7月24日收到他的回信，决定应邀来校，信函文词恳切，感人至深。兹抄录其中的片段如下：“……日前接读手翰及附油印缘起一份，细读之下，其中有‘无依无靠，只可凭着信心向前走去’两句，顿触省之胸心。回念前事不觉十分同情，而使省之流泪者不止一次。今省决定应召至校服务，将此间事务结束。虽合股人徐某要求省继续，谓此后木炭车因成本轻，而运费与前相同，获利可二、三倍于昔。省亦毫无留意。但结束非数日之事，因结束已现损失，如人员薪水之多发，车价大被抑低，生财之折旧等，而徐某则大占便宜。凡此省亦不顾惜，省当尽量提早来渝……”。我们阅毕，欣喜之至，满心感谢主的奇妙安排。
陈玉箴女士是我们的亲戚，专攻教育，早就有意来校，却未成功；王省三先生与我们素不相识，又无人介绍，只因受托带些小件物品给我们而相遇，竟会应邀而来。“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9：16)”。
王先生办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校中事无巨细，均必亲自过问，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且学识渊博，能胜任中学各科的教学。每遇教员因故缺席，便亲自代课，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爱戴。如无他来主持日常校务，绝难取得日后的成效。原先与他合伙经商的徐某，虽然从王先生停业中捞到不少好处，但独营后不久便告失败，资金亏蚀殆尽，生活甚苦。
王省三先生到任后，迅即拟定了所需各科教员及职员的名额，并根据学校章程所订的原则陆续聘齐，其中大多数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特别对其中两位外籍同工的情况，作些简要的说明。圣光虽是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学校，但是，对于国内外一切属灵团体或个人在主里面的真诚援助，均乐于接受。英语是一门主要课程，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发展和前途影响深远。根据我们赴美留学的亲身体会，要使学生学到地道的英语，最好请英美人士执教。于是想到使我们受益良多并热情支持我们办学的“中国内地会”，其传道人大都籍属英语国家，信仰纯正，平易近人，如有该会的教士来校，一面培植学生的灵性，一面教授英语，岂非两全其美？内地会华福兰会督(BishopHoughton)得知我们的想法之后，非常赞成。经过多方考虑，推荐英籍姚如云牧师(Rev.GordonAldis)和加拿大籍施素心教士(MissLilySnyder)长期来校工作，而他们的薪金仍由内地会支付，这无疑是对学校的巨大支援。
姚牧师的父亲姚威廉，也是一位内地会的牧师，本世纪初来华在四川布道。中国着名的乡村教育家晏(yàn)阳初先生，少时曾在他主持的新学堂中就读四年之久，获益良多，对他推崇备至。姚牧师为其长子，1905年8月19日出生于四川阆(láng)中，六岁进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学习，十一岁回国，十八岁入牛津大学攻读法语获学士学位，后蒙主呼召，在神学院进修一年，参加内地会，于1931年回到四川阆中，继承父志，作主的圣工。能说地道的四川话，生性喜爱与青少年交往，真是理想的人选。施教士早年奉献自己来华传道，抗战以前在江西庐山参加夏季灵修会时，便与我们相识，待人亲切热诚，中国话说得也很流利。他们从圣光开办时起，便一直在校服务，与师生相处得极为融洽，对学校的帮助很大。
按照政府规定，新办学校须先立案方可招生开学。当我们备好申请立案的呈文送交重庆市教育局时，已到了1942年底，离预定开学日期不满两个月，感谢神，立案申请迅速得到批准，招生和开学各项工作，均得以顺利完成。
1942年12月中旬，两层的校舍主楼竣工，一楼中部是大礼堂，左右两侧为教室及办公室，二楼为师生宿舍。在一楼大门口的上方，悬挂着用木料制作的两个大字：“圣光”（图12）。大礼堂正面的墙壁上，端端正正地贴着用褐色厚纸剪成的十二个大字：“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这段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的经文，正是我们要在学校中宣扬的福音（图13）。
学校董事会决定：12月24日举行校舍落成的感恩及奉献礼拜。那天早上，尹师母等布置环境，用贴着金色小星的柏树细枝条环绕在大门上方“圣光”二字和礼堂墙上那十二个大字的四周，非常美观，并在礼堂内张灯结彩。钢琴已及时运到，讲台、长椅、地毯等也都安放妥当。
晚上八时，董事长张治中先生暨夫人、王省三副校长、其他教职员和我们共十一人，鱼贯进入礼堂。在祷告、唱诗和读经之后，张董事长讲话，他说本校创办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诸位教职员为事奉主，辞去原职来此共事，实属难得，殊堪敬佩，相信学校日后定有无限发展之前途。接着我报告了学校的成立经过，见证神的恩典与大能。最后全体跪下，轮流开口祷告。聚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虔诚的气氛，至十时圆满结束。
次日是圣诞节，上午十时在礼堂内举行首次公开聚会，贾玉铭牧师讲道，题目为“光”，有一百七十余人到会，光景甚好。
从此，家中一切聚会，均移至学校礼堂举行，开始了以办学来事奉神的新阶段。回想在不到三年时间里，蒙神的奇妙带领，从无到有，终于实现了办学的宿愿，除了在主面前满心感谢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