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無論是原文，或譯成別的文字，只要是用語文表達，就必然與文化有一定的關系。在釋經時，也必須語意與文化的關系，因為那是他何以在其時其地如此說的原因。
最顯明的例子，是約翰福音的「太初有道」（約一1）。約翰福音是用希臘文寫的，為了表達福音，采用了「羅格思」（Logos）的觀念。這個希臘文的字，與語文有關，是話、是思維、理性、觀念，約略等似舊約的智慧。但與希臘文化不同的是，在這個基本觀念上，加上了「道成了肉身」（約一14）；然後，從他出來了恩典，真理，父的獨生子，榮耀，生命等等，福音書的作者很快的就界說出來。
到聖經譯成中文，譯者受聖靈感動，譯成了「道」，幾乎涵蓋了所有原文的意思。但我們不能說與中國文化中的「道」字恰合。所以並不同于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動調用的「可道」「可名」是語文，是記號；而「常道」「常名」是本體；「常」是說其恆久性，與博大性。至于以後佛教借用的「道」字，意義更不相同了。但我們要知道，中國文化里的「道」，並沒有位格，更未成為肉身，也沒有福音書所說的那些特性。
在這里，我們牽涉到一個翻譯的常識。可見的實物，可以恰相對的翻譯，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實物，而是觀念，就不能對譯，而只是近似；一個辦法是音譯（transliteration）,因為那個觀念跟文化連在一起，不能拆出來。有時一個行動，也不能翻譯，是與文化連在一起的，有其特殊的意義。在歷史上，中國人見皇帝的跪拜，叩頭，跟西方人的觀念不同，引起了爭執；其實他們該了解，那時中國人親友之間，平輩也興對拜，對長輩也叩頭，而沒有對拜。同樣的，擁吻，親嘴問安，華人也不流行。希臘亞力山大大帝東征，遇到波斯人致敬時的跪伏，臣僕們就頗難適應這文化上的調適。有時不同文化，同一舉動引起嚴重的問題。宰牛不是犯法，只是有些地區要繳稅；但如果在印度街頭開車撞死一頭牛，可不是玩的，或許要抵命！陽貨送給孔子一只小豬，表示敬意；但他最好不要試著送給回**，可能有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反應。要解釋不同在哪里，是解釋文化。
有時，聖經中同一個字，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表示不同的意義，原因是文化的不同。
律法說︰「不可並用牛、驢耕地。」（申二二1O）是神的旨意禁止混合，不可叫異類牲畜同負一軛，是工作的軛，自然是農業文化的背景。但主耶穌召人得安息︰「你們當負我的軛」（太一一28－30），我們不可釋作與主同負一個軛並耕；因為那是說服權之軛。猶太人苦于虐政久矣，受外邦人轄制（參申二八48；耶二八14），耶穌基督卻是使人得安息仁慈的主。說話是在羅馬政權下的另一種文化背景。
在哥林多後書，保羅說到「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林後六14）哥林多是一個商業化的城市，面對著嚴重的拜偶像與性犯罪的問題。（那時，在猶太拜有形偶像的問題幾乎已不存在。）保羅書信所用的比喻，多是競技、建築等，與希臘羅馬文化有關，因為這是他的讀者所最熟悉，而與基督所講的許多農業文化，巴勒斯坦文化為主的比喻不同，雖然所啟示的真理內容一致。在這里所講的「同負一軛」，與羅馬時代的婚姻有關。在婚禮儀式之後，到新郎家里，新郎抱起新婦邁過門檻，把一個軛加在二人的頸項上，然後新郎把家門的鑰匙交給新婦。當然，這負軛是從農業文化來的，象征同勞同工，建立家業；但在當時的讀者，主要看的是婚姻象征，其來源反而成了次要的了。
還有一個引起普遍誤會的字，是啟示錄第十二章中的「龍」。在希臘文中是drakon，就是希伯來文中的「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他的形體沒有人見遇，所描述的也與中國文化中傳說的「龍」，最多可說有幾分相近，而絕不能說相等。在西方的dragon，有的描繪成有翅的蜥蜴，有的說是噴火的小爬蟲，有的說是大蛇，形象並不確定。不幸的，在中文聖經譯成「龍」，也就是把中國文化中的「龍」譯成了dragon。你可以想像得到，在釋經上產生什麼樣的困擾！反華的人，據此說中國人是dragon的孽子孽孫（你們不也自承是「龍的傳人」嗎？），在末日提供二萬萬馬軍，集中到狹小的米吉多平原去作被毀滅的目標送死！這樣的釋經，稍有軍事常識會計算的人能不禁失笑，對華宣教士會被加上破壞「神計劃」的罪名，只有討種族仇恨者喜悅！可笑亦可悲的華人基督徒，「學得胡兒語」也來咒罵華人而不自知。這豈不正足說明不顧文化的悲劇？
保羅在雅典的講道，是跨越文化的講道，是福音與文化關系的適例，也是在釋經上應當注意的-
、從「未識之神」引起福音（徒一七23）。作為引論，這是一個安全的跳板，從普通啟示說到特殊啟示的必要。他不會用已識之「神」而陷于論證的困難。倡導「本土神學」，以福音與本土文化融合的，是偏離真道的嚴重妥協，在釋經上應絕對避免。
二、從神的屬性，講到「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見徒一七24－28）這里合宜的引用希臘哲人伊庇勉德。（EPimenides，相傳是主前五、六世紀的人，享壽二百余歲。）
三、講到神與我們個人的關系。引用希臘詩人亞拉特（Aratus，315－245B．C）所說的「我們也是他所生的。」（見徒一七28－29）其特別用意，是講我們與神應有的關系，更著重的是反論我們不該與偶像有關系。
四、歸結到復活的基督，完全的福音，並告訴听眾應當怎樣行。（見徒一七30－31）
在釋經時，我們應當對文化有適切的認識，卻不應把文化與聖經啟示的信息對量齊觀。就好像約伯記中三個安慰者所發的理論，雖然有些是對的，但不是同于神的啟示；而且聖經記載那些話的大旨，不是表彰他們的智慧，正是顯明他們被神批判為「愚妄」（見伯四二8）。因此，有人不明釋經原則，誤把「我們也是他所生的」，發放言論，解釋為世人都是神的兒子，而與基督同等，泯除了重生的必要；其錯誤是把理論建立在不健全的文化根基上，實在有理由為他們的信仰和生命根基的安全性和持久擔憂！
語文與文化的不可分，在釋經上隨時可以發現。例如︰連「拉加」和「魔利」（見太五22）這樣的俗詞，和「公會」（猶太人的法庭，由二十三人組成，全國的最高公會由七十一人組成）這樣的名詞，也都與聖經的文化有關，不可扯開曲解。想想看，今代還有人指基督教會的宗派是「公會」，是「把耶穌釘十字的」，是「罪惡」；這不是愚弄人，把釋經當作任意騙小孩子嗎？是何等的陰毒、險詐！是何等的罪惡！
在一種文化里，視為習慣自然的事，對于某文化的人看來，會難以了解。因此，有所謂「入境問俗」的事。曾經有洋人因為見中文的「姓」字是女旁，問起中國是否源于母性社會？這個有待研究，而且與我們討論的題目相去太遠，但也是可思想的，值得求解釋；而且如果有了正確解釋，可能有助于其他研究。
在釋經時，我們也會發現，聖經中擬人化的「智慧」是女性（見箴八至九章），跟Muses（希臘神話中文藝、美術、音樂等的女神）相似。在中文里，智者樂水，也近于陰柔，但智不具性別。在許多文化中，國家以女性字代表；但聖經中講以色列例外，原因不難推知，卻到底是文化的不同（除了先知預言的比喻）。釋經與文化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