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基督教與歐洲文化之會通
談到宗教與文化的會通，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及發展，是另一個成功的範例。但在討論基督教與歐洲文化的會通時，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不僅在初期遭遇到希臘羅馬文化的挑戰，而且後期也成功地教化了先後入侵羅馬的蠻族，最後才逐漸形成今天以基督教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在會通的過程中，宗教與文化的交互影響是必然的。因此我們也將探討其會通的過程與結果。
(一)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
1.使徒時代（公元30－100年）
基督教是脫胎于希伯來人（即現今之猶太人）的古老信仰，因此，基督教是由一小群猶太信徒開始的，後來才逐漸在其它民族中傳開。這些基督徒自然地組成了早期“教會”，而初期教會的領袖都是那些跟隨過耶穌的十幾位“使徒”（原意是“奉差遣的使者”）。這些使徒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而且絕大多數最後都為信仰殉道。其中活的最久的一位使徒乃是耶穌最親近的門徒之一“約翰”，著名的《約翰福音》及《啟示錄》即出自他的手筆，他大約死于公元95至100年左右。因此基督教的第一個階段稱之為“使徒時代”。
這些使徒幾乎全部是來自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省的猶太人，他們文化水平不高，受希臘文化的影響程度較低，因此他們傳福音的對象，主要都是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唯一例外的是使徒保羅。他誕生于大數城（在土耳其東南的海邊），這是當時羅馬帝國境內三個著名的大學城之一（另兩個是希臘的雅典及埃及的亞歷山大）。所以在使徒中，他受希臘文化的燻陶最深。但是保羅也同樣受過嚴緊的猶太宗教訓練，他是受教于當時最孚人望的“拉比”（即“教師”之意）迦瑪列門下。正因他具備這種雙重文化的背景，保羅成為向非猶太裔的外族人傳揚基督福音的最佳人選。
保羅傳教的基本策略有兩個︰（1）以大城市為中心，（2）以猶太人聚集的會堂為起點。他的都市宣教策略，日後形成了以城市教會為中心的教會體系。另外他以猶太會堂為起點的策略，更是促使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迅速廣傳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當時，猶太人散居在羅馬帝國各大城市之內，總數約有七百萬人，佔帝國人口的百分之七。[1]在猶太人的小區中，幾乎都有猶太教的會堂。而在猶太會堂中，也常還有一些歸依猶太教的外族人士，他們被稱為“虔誠人”。[2]因此，每當保羅在猶太會堂中宣揚基督福音時，不僅可以吸引一些猶太信徒，往往也得到許多“外邦”信徒。然後就從這些信徒開始，保羅建立了許多各地的教會，發展極為迅速。因此，最早期的基督教，猶太色彩濃厚，外人很難分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差異，而教會領袖也多半是猶太裔的信徒。所以依據《使徒行傳》的記載，[3]最早期的基督教，主要仍是在猶太人中傳播。這現象不僅在巴勒斯坦的教會是如此，即便在巴勒斯坦之外亦然。
隨著基督教快速的成長，非猶太裔的信徒日漸增加，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為了是否仍須嚴格遵守各種猶太禮儀引起了爭執。其中爭論最大的問題是猶太人對食物的禁忌和割禮。[4]最後在公元49年的耶路撒冷會議中，[5]教會領袖們才達成共識。他們采納了以使徒保羅及使徒彼得所提的建議，將“信仰”與“文化”作適當的區隔，不再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猶太人的文化和習俗。
耶路撒冷會議是基督教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這個決議也成為日後基督教在不同文化中宣教的準則。從此外邦信徒開始大量涌入教會。因此，在公元60年左右，除了巴勒斯坦的教會之外，羅馬帝國版圖內的教會，都已轉變為以非猶太人為主體的教會。即便如此，到公元100年左右，教會最興旺的地區，仍然與猶太人群居之地有許多重迭之處。直到第二世紀，教會才開始在沒有猶太人的地區發展。
但是後來由于下列三個因素使得基督教與猶太教漸行漸遠︰1）教義上的沖突，（2）猶太民族的排外性，和（3）在巴勒斯坦發生的幾次反抗運動。
在教義方面，基督教和猶太教最大的沖突在于耶穌的身份問題。對基督徒而言，耶穌是“彌賽亞”（系希伯來文之音譯，即“救主”之意，希臘文之音譯為“基督”），是神的獨生子。 是神成為人的形狀，來到人間，為替全人類贖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乃是建立在基督的救贖、基督的復活及基督的再來等信念上的。至于猶太**，則期盼一位“民族救星”式的彌賽亞，故爾無法接受一位為救贖人類而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同時，猶太人的“獨一神論”也使他們難以接受神是“三位一體”的概念。這種教義上的差異，使得兩教越來越水火不容。
其次，猶太人的民族性極為排外，這是由于他們經歷亡國之痛，因此更希圖保持信仰及血統的純正。他們以“神的選民”自居，即使在落難他鄉之際，仍然能挺身昂首，傲然卓立。他們拒絕與那些未受割禮的“外邦人”吃喝交往，更不屑于與他們稱兄道弟的。然而基督教卻是一個向萬國萬民開放的普世福音，基督徒秉持著耶穌及使徒的教訓，不分種族、文化、貧富、貴賤、男女，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稱，親如家人。這在極端保守的猶太**看來，是匪夷所思的。因此，排他性強的猶太教與包容性大的基督教，自然發生沖突。
最後，使猶太人與基督徒分道揚鏢的重要因素，乃是發生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革命戰爭。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鐵腕統治下，曾有近百年相安無事的日子。但是由于羅馬巡撫的橫征暴斂，終于在公元66年暴發了叛亂。羅馬軍隊在平息這場暴亂時，約屠殺了六十萬至一百二十萬猶太人，[6]並且焚毀了聖殿。在這個時期，基督徒卻逃離了故鄉，定居在約旦河東岸的比拉城。猶太人指責基督徒的叛逆與懦弱，基督徒卻將聖殿之毀滅視為耶穌預言之應驗。雙方的仇恨日益加深，而基督徒也希望與叛亂的猶太人劃清界限。至此，基督徒乃與猶太**完全仳離。
但是也就在基督教與猶太教分手之際，基督教開始遭到羅馬政府的**。使徒彼得與保羅都在公元64年為信仰殉道，死在尼錄皇帝手中。從此展開了為期長達兩百五十年的基督教血淚史。在此之前，基督教是在猶太教的影子下，不受注意地默默發展，甚至受到保護。因為羅馬人的宗教是多神的宗教，後來甚至連皇帝也被視為神 ，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對象。然而猶太人是不拜偶像的，所以在猶太人叛亂之前，羅馬帝國給猶太人特權之一，就是容許猶太人不參與祭拜神 的儀式。由于早期基督教被視為猶太教的一支，因此也享受到同樣的自由與特權。可是後來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沖突日增，基督徒的人數也增加到相當引人注目的數量時，羅馬政府直接針對基督徒的逼迫也就開始了。但是總的來說，在使徒時代，羅馬帝國逼迫基督教的例子，大致上是零星的、局部的，而且為期不長。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內已有顯著地成長。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羅馬帝國四通八達的公路，有助于信徒往來傳播基督福音。第二，在公元三百年之前，希臘文是通行全國的語言，而基督教的《新約聖經》就是用希臘文寫的。至于耶穌之前寫就，與猶太教通用的《舊約聖經》，在公元前兩百年左右，已有希臘文譯本。因此，在傳播福音時，可以直接用希臘文講述，不需要藉助于經典的翻譯工作，這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傳播，比印度佛教在中國傳播有利之處。
在這個時期，基督教與羅馬文化的交流還不太明顯，但與希臘文化的交流，則已經展開了。簡單說來，這個時期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是采取“適應”(accommodation)的模式。[7]如果當地習俗與基督教的教義不相抵觸，則教會采取寬容的態度；但是如果有沖突，則教會也絕不妥協。另外一個文化適應的範例，乃是《新約聖經》中的《約翰福音》。與《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三本耶穌傳記相比，《約翰福音》有明顯的希臘色彩。他以希臘哲學家所熟知的“道”(logos)，來介紹這位成為肉身、活現在人面前的神，可以說是匠心獨具，而且貼切地將希臘人和猶太人對神共有的概念表達出來。
因此，《約翰福音》和使徒保羅的書信，都可以說是文化適應的最佳範例。而在公元100年以前，《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都已先後完成了，且廣泛地在各教會間流傳。藉此，希臘文化和希伯來宗教之間，找到了共通點，可以作為以後進行更深刻的文化會通的基礎。
２．教父時代（公元100－500年）
所謂的“教父”乃是初期教會的一些領袖，他們有些是思想家，有的是“護教者”，其中有多人也成為殉道者。這個時期，不僅是基督教的快速成長期，也是基督教“征服”羅馬帝國的時期。其中又以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的米蘭詔諭（公元313年），下令停止對基督教的**，為這個時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基督教不斷受到無情的逼迫，而教父們的作品大多是用希臘文寫的，因此稱為“希臘教父”。但在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教之後，基督教卻搖身一變，成為受政府保護且擁有特權的宗教。在這個時期的教父作品，大多以拉丁文為主，因此稱為“拉丁教父”。
（１）君士坦丁稱帝之前（公元100－312年）
自第一世紀末開始，基督教受到血腥地**，但是教會仍快速地成長。初期的信徒，主要是以下層人士為主，但也有中產階級和少數上層人士。[8]但是後來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到第四世紀初，已成為教會的中堅份子。[9]他們絕不是像某些人所譏稱的“人類中的渣滓”。相反地，他們大部份過著有規律而且勤勉的生活，並以金錢資助窮困的教會。[10]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大體上很好。[11]他們禁止墮胎、殺嬰，而且收容許多棄嬰，撫養他們長大。在家庭方面則兒女孝順，夫妻互敬互信。甚至當時奉命捉捕基督徒的官員普林尼，也向羅馬皇帝報告說，基督徒實在可算是“模範公民”。[12]另一位異**格林也曾如此形容基督徒︰“他們如此不斷地自律自制，他們如此強烈地渴望達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以至于他們幾乎不亞于一個真正的哲學家。”[13]
在當時，羅馬帝國的社會正面臨著越來越明顯的道德崩潰的危機。因為羅馬人原本樸實、勤勉的民族性，已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大，而變得奢侈、淫逸、自大。羅馬帝國的原始宗教，是屬于“精靈崇拜”(Animism)，這是“非道德性”的宗教，因此無法提供高尚的道德準則。但是在接觸到希臘文化後，羅馬人就將希臘眾神吸收到與它們相似的羅馬諸神中。然而這種希臘羅馬宗教也只有少數羅馬公民及自由人才會信奉，對大多數的奴隸階層而言，反而是來自東方和埃及的神秘宗教及佔星術，最為流行。[14]
同時，在哲學方面，這時期更是百家爭鳴的時代。當時羅馬帝國境內流行的哲學思想，主要有新柏拉圖派、以彼古羅派、斯多亞派及犬儒主義等幾種。[15]新柏拉圖派(NeoPlatonism)的思想強調靈肉二元論，認為靈魂是善的，肉體是惡的。並且要認識神，必須依靠神秘經驗。以彼古羅派(Epicureanism,或譯為“伊璧鳩魯派”)則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創立的，其宇宙觀與近代的物質主義相似，基本上他們否定永生，追求實時行樂，以致于後來傾向于縱欲主義。斯多亞派(Stoicism)則強調理性與自我節制，其道德水平頗高，與基督教倫理有頗多相容之處。犬儒主義(Cynicism)則主張以無欲為最高的德行，他們自甘過窮困的生活，是極端的禁欲主義。所以在羅馬帝國之內，對于倫理道德的觀念，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因此，在當時羅馬帝國所充斥的，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種異教，或是道德敗壞的縱欲派，要不就是嚴酷的禁欲派等。相對的，基督教卻不分種族和階級，強調平等、博愛、節制和謙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興宗教。即便在**及威脅之下，基督教的發展仍然極為迅速。據估計，到公元三百年左右，君士坦丁登基之前，在羅馬帝國東方（小亞細亞及巴勒斯坦），大約已有四分之一是基督徒。在都市，基督徒人數更多，譬如敘利亞的安提阿城，基督徒約佔了一半左右。[16]但是在西方卻只有二十分之一。[17]這是因為，相對而言，西方在這兩百多年間，比東方戰亂少，希臘羅馬文化的根基也較牢固，基督教較不易滲入。
這時期教父的最主要貢獻，乃是以希臘哲學的邏輯推理方式，將基督教神學思想系統化。特別值得注意的，乃是一些被稱為“護教者”(Apologists)的人士，例如愛任紐(Irenaeus)、殉道者游斯丁(Justin)、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Origen)、亞他那修(Athanasius)等人。他們都是飽學之士，也都有精深的希臘文化造詣。他們的心志乃是一方面要與反對基督教的人士為真理而辯，另一方面又要駁斥基督教內的異端份子。他們最主要的貢獻，乃是在基督教的教義方面。由于真理是愈辯愈明的，因此許多神學問題，諸如有關耶穌的神性、三位一體的神等，都是在這段期間被確立下來的。
這些希臘教父對希臘哲學的態度是十分友善的，他們認為希臘哲學是基督教的“先驅”或“啟蒙**”。[18]所以，他們強調兩者的相似之處。例如柏拉圖的永恆概念、實體與表相的區分，都曾被俄利根借用來解說基督教的思想；而斯多亞派的道德觀念，也被視為與基督教倫理相互輝映。
此外，在這基督教創立的三百年之中，確立了新約正典、“使徒信經”(Apostles-Creed)和教會組織三件影響深遠的大事。[19]“使徒信經”並非使徒們所寫的，而是綜合了使徒們的教導，以精確的文字，勾勒出基督教信仰的綱要來，成為歷代信徒的共同信念。新約“正典”(Canon)則指被眾教會共同認可的新約聖經書目。自基督教開始傳播以來，雖已有許多基督徒的著作在教會中流傳，但是其真偽、價值仍需鑒定。雖然新約正典是在尼西亞會議（公元325年）和老底嘉會議（公元363年）才追認的，但在此之前，共識早已形成了。這在視聖經為神的“啟示”之基督教而言，確立聖經的權威性，是至關重要的事。
至于教會的組織，也是逐漸發展的。最初的教會組織是很松散的，在各地方性的教會只有長老和執事兩種職份。後來由于教會人數日增，其中一位長老便成為長老團的主席，稱為“主教”。而大城市的主教也再進一步成為整個區域的“區主教”，至于教會的教區，往往是以羅馬帝國的“省”來劃分的。這種層次分明、組織嚴密的教會結構，是受到羅馬政治文化的啟發。在面對政府的逼迫和異端的挑戰時，這種教會組織，曾發揮極大的作用。
但自第二世紀開始，基督教受到越來越嚴酷的逼迫。分析其原因，則有好幾方面的因素。第一，羅馬帝國在經歷將近兩百年的太平盛世之後，開始遭遇到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基督教就成了替罪羔羊。羅馬皇帝及官員認為，是因基督徒拒拜偶像，致遭天譴。當然這是推卸責任的話，但在無知的群眾里，也的確發揮了轉移注意力的效果。第二，基督徒拒絕對羅馬神 獻祭，也不肯在皇帝雕像前燒香，這在羅馬人看來，是拒絕對羅馬帝國效忠的表現。在內戰外患頻仍，民眾忠誠度大為降低的時代，“對國家不忠”是極重的罪名。但是事實上，在基督教受盡逼迫的兩百多年中，基督徒很少反抗，而猶太人在公元66、132及156年，就引發了至少三次反抗羅馬的革命戰爭，每次都死亡枕籍。第三，基督徒對世俗生活采取“隔離”的態度，教會領袖勸基督徒避免去競技場觀看殘酷的決斗，或去戲院看猥褻的表演，特土良甚至要基督徒不要從軍。凡此種種，都曾被指責為搞**的行動。
因此，有兩百多年的時間，許多的基督徒被火燒死、被野獸撕裂、被斬首、被監禁或被鞭打，然而正如特土良所說的︰“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種子。”[20]雖然有少數基督徒變節，但絕大多數的信徒都堅持到底。殉道者對信仰的忠貞，激勵了許多信心動搖的信徒，並且贏得更多的信徒。這些基督徒不屈不撓地忍受試煉，默默地加添人數，以言詞對抗武力，以盼望對抗殘暴，最後擊敗了這個歷史上最強盛的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出戲。[21]
(2)君士坦丁登基之後（312－500年）
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教，不但是基督教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也是極為戲劇性的過程。依據歷史家尤西比(Eusebius)的記載，[22]在公元312年一場爭奪王位的決戰前夕，君士坦丁看見天空有十字架，並有文字寫著︰“靠這記號，就必得勝。”翌日，君士坦丁的軍隊，就拿著有基督記號的盾牌，高舉有十字架與X記號（這是希臘文“基督”的頭一個字母）的旗幟，與對手決一死戰。結果君士坦丁的軍隊大獲全勝。過了一年，君士坦丁就在米蘭下了一道詔諭，宣布停止對基督徒的逼迫，並賦予基督徒在法律前與眾人平等的地位。
君士坦丁的行動究竟是出于宗教信仰或是一種圓滑的政治手腕？很多歷史家認為是後者。[23]因為一方面，他的軍隊中以基督徒為主，支持基督教對鼓舞士氣、團結人心有益。另一方面，基督徒的品格及對執政者的順服，也有助于鞏固君主專政的政權。何況這個新的宗教，或許還可以淨化羅馬的道德，並強化婚姻與家庭關系。
不管他的動機如何，他對基督教的支持，似乎是與日俱增的。他賦予主教在教區內有審判的權利，豁免教會的不動產稅，聖職人員又可免除某些公民義務。他自己還捐贈給教會大筆金錢，在君士坦丁堡及耶路撒冷興建宏偉的教堂，並定星期日為聖日，使百姓可以不作工，而去教堂作禮拜。這一切措施，都讓當時的基督徒歡欣不已，向神感恩贊美。
然而對基督教的發展來說，君士坦丁的米蘭詔諭是利弊互見的。由于作基督徒突然成為一種殊榮，而且有各種物質的、政治上的好處，因此成千上萬的人涌進了教會。但是“量”的增長卻同時帶來“質”的降低，[24]教會領袖們開始有爭權奪利的事情，信徒們也有世俗化的傾向。同時，因為大批的異**涌進教會，許多異教之風也帶入了教會。譬如說受異教多神信仰的影響，教會在第五世紀末開始敬拜聖徒、殉道者和聖母馬利亞。而對聖徒及殉道者遺物（諸如骨頭、頭發、衣服碎片等）的迷信，也逐漸流行起來。[25]
為了抗拒世俗化的潮流，“修道主義”(Monasticism)開始興起。最早的修道士是埃及的安東尼，他在公元270年開始過“隱士”般離群索居的日子。後來逐漸有修道士群居的情形，這是後來修道院的濫觴。到基督教被接納為國教之後，修道主義更是很快地傳到羅馬帝國各地，尤其是東方。而這些自願脫離塵世，立志過聖潔生活的修道士，便代替了早期的殉道者，成為信徒敬重、崇拜的對象。這些修道士，在第五世紀後，歐洲“基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這段期間，最出名的教會領袖乃是安波羅修(Ambrose)、耶柔米(Jerome)和奧古斯丁(Augustine)三位“拉丁教父”。因為在此時，拉丁文逐漸取代了希臘文成為帝國內通行的語文。有人說希臘教父使基督教比較神學化、形而上學化及神秘化；而拉丁教父則使得基督教較為倫理化、法律化和實用化。[26]
安波羅修（公元340－397）是尼西亞信經的支持者，為信仰的純正而努力。他最膾炙人口的事跡，是禁止屠殺無辜百姓的皇帝狄奧多西領聖餐，直到皇帝公開認罪為止。耶柔米（公元340－420）最偉大的貢獻，乃是以二十三年的努力翻譯了拉丁文聖經，稱為“武加大譯本”(Vulgate)。迄今，這仍是被天主教視為最具權威的拉丁譯本。奧古斯丁（公元354－430）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宗教改革時期的神學家如馬丁路德等人，都從他的思想得到啟發。他最主要的作品是《懺悔錄》及《上帝之城》。他所提出的“原罪”觀念，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教義之一。
在這期間，教會召開四次重要的國際性“大公會議”︰尼西亞會議（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會議（公元381年）、以弗所會議（公元431年）和迦克墩會議（公元451年）。這些會議都是為了教會內的教義之爭而開的，大會結束時所制訂的“信經”，至今仍為希臘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和大部份的基督教（新教）所共同接受。直到這個時候，基督教內部的教義之爭，才算大致平息。
然而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羅馬帝國從第四世紀開始，已經日暮途窮了。在羅馬帝國的外圍有許多蠻族，其中最主要的是日耳曼裔的哥德人。公元376年，西哥德人因受匈奴人的**，而越過多瑙河入侵羅馬帝國。這些哥德人雖然最後被逐出東羅馬帝國，但是他們又聯合了其它的日耳曼部族攻打帝國的西方。公元410年，阿拉利(Alaric)率領西哥德人攻佔羅馬城，六天六夜之久，蠻族洗劫了這個大城。對羅馬帝國內的百姓而言，這是令人震驚的事。許多異**責怪基督徒背棄了羅馬神明，致遭此劫。奧古斯丁為了回應異**的控訴，就寫了他的不朽名著《上帝之城》。
羅馬帝國為何衰亡？這是歷史上的熱門話題。吉朋(EdwardGibbon)在他的名著《羅馬帝國興衰史》中斷言，是基督教毀了羅馬帝國。[27]他說基督教不但對古典文化宣戰，又使人們從積極的現實生活轉變為消極地準備世界末日的來臨。正當羅馬帝國號召人去作戰時，基督教卻散布和平與不抵抗的觀念，並鼓勵人拒服兵役。因此，基督教的勝利，就是羅馬帝國的滅亡。
上述這些評語，的確有部份屬實。但是正如名歷史家威爾杜蘭的看法，基督教的成長，與其說是羅馬帝國衰頹的“原因”，勿寧說是羅馬帝國衰頹後所造成的“結果”。[28]因為在基督教開始傳播之前，羅馬帝國的宗教與道德已經瓦解，所以基督教才能快速地發展。公平地來說，基督教對羅馬帝國倫理道德的重整，頗有裨益。實際上，羅馬帝國的滅亡，不是由于外力的摧毀，而是由于內部的腐蝕所造成的。[29]
羅馬帝國傾覆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她的人口銳減、道德風氣敗壞、階級間的斗爭、賦稅繁重、戰爭頻仍。[30]人口減少是因為中上階級的節育、墮胎，加上瘟疫與戰爭，使帝國西部人口銳減。到第四世紀左右，大部份的羅馬軍隊都是日耳曼人或外族雇佣兵。羅馬人原有的純樸、剛健的性格，也在耀眼的財富中消失殆盡。同時，為了上層人士的奢侈享受，稅負極重，民不聊生，階級間的矛盾日增。所以，羅馬帝國的敗亡，內部的因素才是主要原因。
然而，西羅馬帝國並沒有因羅馬的淪陷立刻滅亡，還苟延孱喘了六十多年之久。公元452年，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入侵意大利，準備進攻羅馬，後來因教皇利奧一世(Leo.I)的交涉才撤兵。公元455年，另一支日耳曼裔的汪達爾人(Vandals)繼侵佔西班牙和北非之後，渡過地中海進攻羅馬。這次又是因著教皇利奧一世的求情，才使羅馬在經過十四天的揉躪之後，還幸得保存。公元476年，羅馬軍隊的蠻族將領叛變，自立為王，強迫羅馬皇帝退位，西羅馬帝國至此正式滅亡。但是東羅馬帝國（或稱“拜佔庭帝國”）則還延續了一千年之久，直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才淪陷于土耳其人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當羅馬皇帝無法保護羅馬城時，卻是教皇救了羅馬城。因為那些先後入侵西羅馬帝國的蠻族，有許多原先已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像東、西哥德人，在第四世紀初，就已經接受了基督教，且有了哥德文的聖經，只是他們是屬于被列為異端的亞流派(Arian)。[31]還有同屬日耳曼族的汪達爾人及布根地人(Burgundians)也是亞流派的基督徒。因此這些蠻族對教皇都還很尊重，才能略有節制，免得生靈涂炭。教會在此烽煙四起、群龍無首的關鍵時刻，卻仍然能屹立不動，成為亂世的中流砥柱，準備承當起向蠻族傳揚福音的重任。
3.中古世紀（公元500－1500年）
如今教會站在中世紀的門坎前，面對的是一個野蠻的異教世界，教會肩負著雙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紹給他們，另一方面還要教育這些人。但是教會已失去了羅馬帝國的保護，教會本身也有一些腐敗的現象，只是教會仍有健全的教義、強大的組織和一批熱誠的福音使者。所以在接下來的一千年中，他們在這雙重使命上，有輝煌的成就。在蠻族傾覆羅馬帝國後五百年，歐洲的新興國家幾乎都成了基督教國家。再過五百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這些新興國家也都已發展出其獨特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中古世紀，教會不僅是宗教的捍衛者，也是文明的締造者。
(1)中古世紀前半期（公元500－1000年）
在第六世紀初，除了哥德人及部份日耳曼人是屬基督教亞流派之外，大部份的蠻族都是異**。這些信異教的蠻族，在羅馬帝國版圖內的，有在高盧北部的法蘭克人(Franks)，在荷蘭東部的撒克遜人(Saxons)，和在不列顛的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在羅馬帝國版圖以外的蠻族還有住在愛爾蘭的塞爾特人(Celts)、住在北歐的斯干地那維亞人(Scandinavians)等。
這些蠻族大部份沒有文字，但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話，也有法律和制度，只是不懂得讀與寫，因此沒有高度的文明。[32]要教化這些蠻族是一項艱巨的使命，但是在五百年內，教會逐步地完成了這項任務，歐洲各蠻族都先後接受基督教。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民族歸向基督教的時間︰
愛爾蘭人-第五世紀末
法蘭克人-第六世紀初
英格蘭人-第七世紀初
荷蘭人-第八世紀初
日耳曼人-第八世紀中
斯拉夫人-第九世紀末
斯干地那維亞人-第十一世紀初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都是個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在這段時間，常常是只要國王信了基督教，全族的人也都同時歸信。譬如說，法蘭克王克洛維(Clovis)原是異**，後在主教的安排下，娶了一位基督徒公主克羅蒂達(Clotilda)。經由克羅蒂達的影響，再加上他戲劇性地贏得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克羅維乃在公元496年，率同三千名部屬同時受洗。[33]這種用婚姻為手段，來達成傳教的目標之策略，曾用了不止一次。這與唐朝時代，篤信佛教的文成公主下嫁西藏，結果使西藏完全佛化，有異曲同功之妙。
另一種有效的傳教方式，是以武力為後盾的策略。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就強迫他所征服的地區人民以受洗來表示順服。當然，在這個時期，純粹以武力為手段來宣教的，並不多見。通常都會與其它方式（譬如派修道士去教化百姓），綜合運用。但是基本上，在中古世紀的教皇及教會，都是采取先針對統治階層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徑，[34]這與基督教在頭三百年所用的“由下而上”的策略是大相徑庭的。這種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認的，的確達到了“群體歸信”(MassConversion)的效果，使得歐洲在五百年內全部基督化。
這種由上而下的策略，直到十九世紀，還是天主教主要的普世宣教策略。例如自利瑪竇來華，一直到清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國都是將注意力放在皇帝及官員身上，期望借著他們的改信基督教，能重演當年歐洲蠻族先後全族歸信基督教的事跡。只是因為中西文化和環境的差異，事與願違，功敗垂成，此為後話。
從外在形勢來說，在這五百年間，歐洲的情勢可以說十分慘淡。在西方，有蠻族的爭伐；在東方，則有回教的攻擊。在第七世紀末，回教已囊括了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到公元718年，回教的軍隊又攻佔了西班牙，開始進攻高盧。幸而于公元732年，法蘭克王“鐵錘查理”(Charles.Martel)在都爾平原，擋住了回教精銳的騎兵，才挽救了西歐。但是基督教已經元氣大傷，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教區及信徒，而西歐又甫經戰亂，整個形勢可以說是壞到極點。
然而就在這歐洲諸王群龍無首之際，教會卻扮演了調和的角色，在政治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在中古世紀，真正挑擔了文化承傳之重任的，卻是修道院。其實，修道院在中古世紀的歐洲，幾乎同時承當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
在宣教方面，愛爾蘭的修道院豎立了極為成功的典範。自從聖派垂克(St.Patrick)在公元432年將基督教傳入愛爾蘭之後，修道院在文化較落後的當地，有極大的影響力。後來因歐洲大陸的戰亂，許多飽學的僧侶逃至愛爾蘭，使愛爾蘭的修道院水平大為提升。在第六至八世紀之間，愛爾蘭的修道院收納來自英國及歐洲大陸的青年學子，施予最好的教育。但是愛爾蘭教會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富有宣教的熱誠。這些塞爾特裔(Celtic)的修道士與歐洲大陸的僧侶不同，他們不願意在一個地方待太久，他們常常十二個人一組，出去作“基督的朝聖者”。[35]他們主要的動機，是為了作苦行僧，宣教其實是附帶的結果。然而自第六世紀開始，這些塞爾特僧侶將基督教傳到了英格蘭、甦格蘭和歐洲大陸每個角落。所到之處都興建修道院，一面訓練宣教士，一面研究聖經。所以修道院成為當時的宣教與文化的中心。通常，這些塞爾特僧侶並不是由教會正式差派出去的，而是自動自發地外出宣教。但有一些修道士，則是由教皇特派到未聞基督福音之處。例如被尊稱為“日耳曼人的使徒”之波尼法修(Boniface)，就是由教皇為了擴張教區到德國而差派去的。他設立了幾所著名的修道院，並教導當地人畜牧、農業及家事等技術，建樹頗多。[36]
在教育方面，修道院的貢獻，更是功不可沒。在西羅馬帝國解體以前，世俗的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負責的。當時的課程是延續希臘式的教育理念，要學習初級的“三學科”(Trivium)，即文法、修辭和邏輯；還有高級的“四學科”(Quadrivium)，即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這七門課程，在中古世紀結束以前，一直是西方世界人文教育的核心課程。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各國便越來越依賴教會來提供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襄贊公務，而修道院也逐漸成為教育中心。
從一開始，修道院就很看重教育。最初修道院只收有心加入修會作修道士的男孩，但是到了第九世紀，修道院也容許那些只是為受教育而來的人入學，但是教育的目標仍然是宗教。[37]至于在課程安排上，仍以傳統的七個學科為主，並以拉丁文來教學（此時已很少人會希臘文了）。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紀，那些修道院的學校，幾乎主導了整個歐洲的教育界。其中最著名的學校，分別設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愛爾蘭和甦格蘭等地。
其實法蘭克王“鐵錘查理”的兒子丕平(Pepin)在波尼法修的協助下，就已開始進行教育的改革，但是最有成果的，還是丕平的兒子查理曼。當查理曼在公元800年被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之後，他努力地為西歐人民取得三件無價之寶︰法律、文化和基督教。[38]在文化方面，他大力提倡教育，並特別自英格蘭禮聘神學家阿昆(Alcuin)來主掌皇家學院。阿昆在皇家學院中栽培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後來他們都成為修院及學校的領導人。因此，雖然後來查理曼帝國不久就**了，但是阿昆及他的學生所帶來的教育改革，卻產生了所謂“查理王朝的文藝復興”(CarolingianRenaissance)。[39]
至于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貢獻也不可忽視。第一，修道士在印刷術未發明前，抄寫許多的聖經經卷和各種古典著作，為文化留下了無價之寶。第二，他們為了教化蠻族，甚至為蠻族創立他們自己的文字。譬如被稱為“斯拉夫教會之使徒”的司瑞爾(Cyril)和美梭丟斯(Methodius)，就是由希臘正教于公元860年派往斯拉夫族的莫拉維亞人（即今之捷克）中間，去傳播基督教的。他們兄弟二人就為斯拉夫人發展出一套通用至今的斯拉夫字母，為斯拉夫人奠定了文化的根基。此外，哥德人所用的哥德文字，也是由宣教士發明的，並為他們翻譯了聖經。這種以創立本族文字系統的宣教模式，是基督教（新教）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采用的方法，對沒有文字的文明落後地區的文化傳承，有極大的貢獻。
因此，基督教在開頭的五百年里，主要是在思想上，和已發展到高度水平的希臘羅馬主流文化會通，形成一個新的希伯來─希臘─羅馬文化，並逐漸佔據主導地位。自第六世紀開始，情勢有了新的轉變。如今基督教所面對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對較低落的蠻族文化。所以，這個時期的基督教是以“強勢文化”的身份，來提攜、濡化甚至改造本地的文化。因此，今日所謂的“西方文化”，其實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為主體，所創造出來的新文明。
在政治方面來說，教會在第六至十世紀之間，勢力日漸高漲。第一，羅馬教皇的地位已明顯地凌駕在其它主教之上，只有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勉強可與之分庭抗禮。第二，在歐洲陷入各立為王的戰國時期，教皇的地位反而變得舉足輕重。尤其是教皇大貴格利(GregorytheGreat)，他在公元590至604年間擔任教皇，並取得政治大權，指派都市行政首長，並與蠻族締訂和平條約。第三，教皇在第八世紀開始為君王加冕，使教皇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
然而自第九世紀開始，封建制度漸漸發展，形成諸侯割據的局面。而教皇就一度被意大利諸侯所控制，直到教皇若望十二世結合了德國國王奧圖的力量，才掙脫意大利的轄制。但是政教之間的權力斗爭，卻一直不斷。在東方的教會則完全不同，他們一直用希臘文，在回教興起後，更失去了大多數的教區及信徒。在政教關系方面，東方教會則一向屈服在東羅馬帝國之下，東羅馬皇帝完全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長及教會。而東西方的教會關系一直很微妙，若即若離，明爭暗斗。到了公元1054年，由于教皇利奧九世與君士坦丁堡主教長交惡，雙方關系才正式決裂。
(2)中古世紀後半（公元1000－1500年）
自西方拉丁教會與東方希臘教會分道揚鑣後，希臘教會在回教壓力之下，沒有太大的發展，只有在斯拉夫民族間，仍有宣教工作繼續進行。所以俄羅斯及許多東歐國家，迄今仍屬希臘東正教的範圍。但在其它地區，希臘正教只能勉強維持原有的局面，無法進一步開展。然而在西方的拉丁教會，不但在教皇的權勢上，依然如日中天；而且在文化的貢獻上，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當然在這五百年間，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是“十字軍東征”了。十字軍東征的原因，是因為在東方，土耳其人代替了阿拉伯人佔領了小亞細亞和巴勒斯坦，對來自歐洲的朝聖者非常不友善，因此教皇烏班二世(UrbanII)在公元1096年發動了第一次的十字軍東征。之後，直到十三世紀中期，共有八次左右的十字軍東征，[40]前後持續了二百年之久。
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看，十字軍東征可以說乏善可陳，因為固然第一次東征奪回了耶路撒冷，但也只勉強維持了八十年。然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十字軍東征使許多西歐人士第一次接觸到文化水平更高的東羅馬帝國及回教國家，不但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也因吸收到久已失傳的希臘文化，以致于引發了西歐在十三、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事實上，歐洲的文藝復興，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文化的“復古運動”或“尋根運動”。因此學習希臘文和用高雅的拉丁文寫作，蔚為時尚。[41]
然而從基督教對歐洲文化的貢獻來說，在這五百年間，最主要的影響仍是修道院運動。只是這時的修道院，與六、七世紀時代的修道院已有很大的改變。在九世紀左右，許多修道院已逐漸世俗化，腐敗的風氣也開始蘊釀，因此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分別有“克呂尼運動”(ClunyMovement)和“西妥修會”(CistercianOrder)兩次的修道院革新運動。
克呂尼運動是由于一位敬虔的亞奎丹公爵，在公元910年于法國東部的克呂尼，創立一所新的修道院開始的。[42]他們嚴格執行禁欲主義，但是的確喚起當代靈性的覺醒。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克呂尼運動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期望恢復修道院和教會的自主性，可以不受地方政治勢力的操縱。在最興旺的階段，克呂尼運動曾一度統管了兩千多所修道院。在十至十一世紀之間，許多教皇是克呂尼運動的支持者，也使這運動的影響力達到最高潮。[43]但是在十二世紀之後，這個運動的勢力也開始衰微了。
與克呂尼運動相當不同的是“西妥修會”。這個新的修會是在公元1097年創立于法國的西妥(Citeaux)。他們強調勞力而非學術，看重私禱而非公禱，要求每個修士親手耕作、織補、煮食，不得假手僕役[44]。他們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贏得百姓的敬重，在十二世紀末，有幾百間西妥修道院散布在歐洲各地。可是在十三世紀後，由于西妥修會已變得很出名，又很有錢，所以原初的宗旨不再能夠維持，聲勢也就下墜了。[45]
事實上，在中古世紀後期，最有影響力的團體，乃是一些新興的修道教團，其中最著名的有“方濟會”(Fransciscans)及“道明會”(Dominicans)。他們的修道士與早期的僧侶不同，這些修道士被稱為“傳道士”(Friars)，[46]因為他們在街道、在教堂、在學校，到處講道或教導群眾，影響力很大。後來他們也幾乎壟斷了大學的教席，許多著名的教師，都是來自這兩個修會。
道明會是由西班牙的道明(DominicdeGuzman,1170-1221)在公元1220年所創立的，他的心志乃是訓練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修道士，借著講道來教化人心。因此他們的修道士都稱為“講道僧侶”，又稱“黑袍僧”(BlackFriars)，[47]因為他們都穿黑袍。道明會修道士以博學著稱，許多中古世紀的著名神學家，都出身于道明會。其中最著名的是多馬阿奎那(ThomasAquinas)。同時，由于他們有護教的熱誠及口才，所以他們也專門作對付異端的工作。十三世紀之後成立的“異教裁判所”，就是由道明會主持的。在清朝康熙年間，為了祭孔與祭祖問題，和耶穌會教士鬧出“禮儀之爭”的，也就是道明會的修道士。
至于“方濟會”則由亞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cisofAssisi,1182-1226)于公元1209年創立的。他出身富家，但獻身後立志過貧窮的日子，並 濟窮人。因此方濟會的修道士自稱為“小僧侶”(MinorFriars)，又稱“灰袍僧”(GreyFriars)，[48]因為他們經常穿灰袍，並且赤足。但是到了後來，他們也發現不容易保持過清貧的生活，于是方濟會也容許他們擁有財物。只有少數堅持遵從弗朗西斯最初之會規的僧侶，就**出去，自成一派，但備受逼迫。方濟會原以慈善工作為主，所以有“反智”的傾向。可是到後來，為了訓練年青的僧侶，也開始注重教育，因此漸漸和道明會僧侶采取類似的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古世紀的後期，西歐的教育中心，已經逐漸由修道院轉移到“主教學校”了。因為當教會穩定下來的時候，主教們就在自己的座堂(Cathedral)設立學校，因此稱為“主教學校”或“座堂學校”(EpiscopalorCathedralSchool)。[49]隨著都市的發展，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學校增長得很快，無論是財力或人力，都不是任何一個修道院可以比擬的。因此到十二世紀後，歐洲的教育中心已經是主教學校了，其中有一些更成為歐洲著名的學府，諸如巴黎、牛津、劍橋、布隆那等地。這些主教學校不僅訓練聖職人員，也培育人文學科和神學的師資。
由于這些主教學校發展得很大，許多主教就指定校長來督導校務，學校也越來越有自主權，所以後來許多主教學校就轉變為今天著名的大學。當時校中的師資全部都是修道士，尤其是道明會及方濟會的僧侶。所以近代歐美的高等教育，事實上是基督教教育之產物。到公元1300年時，已有大學在巴黎、里斯本、劍橋和牛津等地成立了。這對歐洲文化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發展。
十三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不但刺激許多青年人求知的欲望，也使希臘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體系，再度成為當代思潮的主流。那個時代也是“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主導的時代，著名的學者如安瑟倫、埃布爾拉德和阿奎那等人，都是經院哲學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嘗試將神學與希臘哲學揉合為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發展出“基督教的人文主義”，而阿奎那的“神學總論”(SummaTheologica)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迄今，這巨著仍是天主教的神學基本教材。[50]
文藝復興對歐洲文化的影響是很廣泛的。第一，文藝復興帶來新的思想，其中很多是與中古世紀的禁欲主義反其道而行的。因此文藝復興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先聲。第二，文藝復興也引起研究聖經原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興趣，但是在研讀聖經及早期教父的著作時，許多聖經學者和神學家發現，當時教會的儀文、傳統和規條，往往與聖經的教訓及初期教會的作法大相徑庭。這些新的發現，引發了一波波的爭議及改革呼聲，最後導致公元1517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51]第三，文藝復興也帶來了藝術的黃金時代，米開郎基羅的雕塑，達文西、拉菲爾等人的畫，都在教皇的支持下蓬勃發展，寫下了歐洲藝術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4.宗教改革之後（公元1500年迄今）
從基督教與歐洲文化的會通的角度來說，歐洲在十二世紀在表面上已基督教化了，但是尚未完全被轉化。因此，這是一個從“質變”到“量變”，再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換句話說，到十二世紀時，基督教在歐洲“量變”的目標已經達成了，但是要使基督教的思想在群眾心里深刻化的任務，則還有待努力。到十六世紀時，借著教育的手段，進一步的質變工作已經大致上完成了。
十六世紀之後有許多重大的發展，我們只能約略的提及，而不準備作詳細的討論。譬如說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文化的發展上，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在一般的歷史書中，其重要性往往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宗教改革不僅是基督教內部的教義之爭，以致于造成基督教陣營的大**。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乃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也是“民族文化運動”。
宗教改革家強調聖經的權威性，所有的基督教傳統和儀文，都必須在聖經的準則下，重新經過檢驗。這種“批判式思考”的立場，對天主教教庭的威信是極大的挑戰，但對每位信徒而言，則是獨立思考的開始。因此，宗教改革運動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同時，這些宗教改革家，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人，強調所有的職業都是神聖的，都是信徒可以用敬虔的心去從事的。這觀念鼓舞了基督教（新教）信徒從事各行各業時，有一股新的動力和“敬業精神”。在英國，這是清**大批投入科學研究，導致近代科學在英國突飛猛進的主因，[52]同時，這也是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的推動力。[53]
除此之外，宗教改革家為了使聖經更普及化，乃用各種語文翻譯聖經，在很短時間內，德文、英文、法文聖經已經譯妥，這對促進各民族發展各自的民族文化，有極大的鼓舞。在這之前，天主教的教庭為了表現出“大公教會”(CatholicChurch)的統一性，堅持在各國各民族都用拉丁文聖經，也用拉丁文舉行宗教儀式，以致于只有聖職人員才能看懂聖經，一般平民則無法窺其堂奧。宗教改革促使信仰更能落實到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同時也間接地助長了正在萌芽的民族主義思想。
同時，十六世紀也是帝國主義高漲的時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為首的海上霸權，開始向美洲、非洲和亞洲開拓殖民地，天主教的教庭也同時派出宣教士到這些地區傳教。之後，英、法、德、荷等國也向外開拓殖民地，而新教的宣教士也在十八世紀開始積極宣教，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但這些基督教在歐洲之外的宣教活動，不屬本章主題範圍之內，故在此暫且按下不表，在下一章將另行討論。
另外，十七、十八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以及之後興起的新思潮如理性主義、虛無主義和存在主義，雖然都對當代歐洲思想有重大影響，但是也因與基督教和歐洲文化之會通關系不大，所以只有將來另行專文討論。
(二)希臘、羅馬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
基督教原本是脫胎于希伯來的宗教，因此，在與希臘和羅馬文化會通時，必然會發生交互的影響。本節就是要探討，在基督教發展的過程中，希臘和羅馬文化對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以及基督教思想在傳播的過程中，如何利用希臘羅馬文化的框架和思維方法，來達到傳教的目的。
1.希臘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
自從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希臘帝國之後，他及後繼的君王都強力地推動希臘化運動，而希臘文就成為當時的國際性語言。甚至當希臘帝國滅亡，羅馬帝國取而代之以後，希臘文依舊是帝國內主要的語文。直到第四世紀之後，拉丁文才漸漸取代希臘文成為羅馬帝國的主要語文。
因此，當基督教開始傳播時，希臘文化是當時的主流文化。但是當時的希臘文化已非古典的希臘文化，而是一個包容當時整個文明世界的世界性文化。[54]希臘文化之所以能主宰整個羅馬帝國，主要是透過教育的途徑。那時希臘文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也是通商用語。而且希臘的教育理念，和以七門人文學科為主的課程內容，更成為所有知識分子標準的學習項目。
至于基督教與希臘文化之間長時間的對話，第一階段是從一些“護教者”開始的，第二階段是由在埃及亞歷山大以革利免和俄利根為首的基督教學院接棒，最後則是第四、五世紀的希臘教父們接續這項工作。
在那些護教者（特別是殉道者游斯丁）看來，在基督教與希臘哲學之間，存在著許多共通的真理。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一些最睿智的希臘哲學家，也可能約略領悟那內住于人心的真理，也就是“道”(Logos)。[55]但他們堅持這真理仍只有借著“道成肉身”的耶穌，才能將之完全彰顯。亞歷山大學院的革利免則進一步地主張，只有借著希臘哲學概念，才可能完全理解基督教信仰。[56]
但是嘗試將希臘哲學引入基督教最力的人物卻是俄利根，他深受在亞歷山大的猶太哲學家費羅(Philo)的影響，想把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思想結合。但是他對“道”的看法，由于深受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以致于使“道”有低于父神的傾向，而違反了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信仰，因此後來俄利根被判為異端，被逐出亞歷山大。然而他對基督教與希臘哲學的會通之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希臘文化對基督教最大的影響是文字和語言方面。在古代，希臘文是哲學語言；在基督教世界，希臘文則是神學語言。希臘文是非常精確細致的，適于表達復雜的概念。基督教的《新約聖經》及最早期教父的著作，都是用希臘文寫的，這對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傳播，有很大的幫助。同時，為了應付教會內部神學的爭議，許多的神學作品都以希臘文寫成，這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確立，有極大的貢獻。
其次，希臘哲學對基督教信仰的傳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教父常把希臘哲學視為基督教信仰的“啟蒙師傅”或“開路先鋒”。[57]例如柏拉圖哲學的永恆概念及對真理的認知，對介紹基督教信仰有很大的幫助；[58]而斯多亞學派的倫理觀，也與基督教有相通之處。也有學者指出，基督教之所以能和希臘哲學特別親切，是因為一方面，沒有其它文化像希臘文化一樣，能提供一個有關人的特質及人性的哲學；另一方面，也沒有哪個宗教像基督教一樣，有“道成肉身”的教義。[59]
過去很多人指出希臘人和希伯來人的世界觀是全然相反的，但如今大多數學者同意，這些差異是被夸大了。[60]許多被認為是希伯來思想的特異之處，其實在希臘思想中也有。反之亦然。因此，固然差異仍有，但是沒有想象中那麼大。
2.羅馬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
當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與希臘羅馬文化會通時，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61]基督教由希臘吸取了她們精確的觀念及清晰的語言，將之用于教義的說明上。基督教也由羅馬擷取了法律及政府組織的概念，藉此建立了教會嚴密的組織結構。但是其宗教及靈性方面的核心思想，卻全然是來自希伯來的宗教。
(1)教會組織
的確，羅馬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比較明顯的是在教會的組織及運作上的。譬如說羅馬帝國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政治體系，教會亦然。羅馬帝國逐漸地由比較有自主權的“城邦政治”，轉為中央集權的政治形態。基督教的教會也是先由自主性較高的地方性教會，漸漸演變為以羅馬教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式教會體系。而各地主教們教區的分劃，也是依據羅馬帝國的行政組織系統，兩者平行並列。
這種層次分明，結構嚴密的宗教組織，在其它宗教里是少見的，甚至可能是基督教獨有的。相對的，中國佛教即使是在最高峰時期，也從未發展出類似的組織來。基督教的這種組織，在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教之前，就已發展得略具芻形。但在第四世紀之後，便加速定型下來。這種教會組織結構，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曾發揮極大的作用。當羅馬帝國解體，群龍無首時，各省市的主教們可以立刻代替行政官員執行安民撫恤的工作。[62]因此，自第六世紀開始，有一千年之久，羅馬教廷幾乎扮演了西羅馬帝國實際統治者的角色。
這種教會組織固然在基督教信仰的傳播上，起過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帶來不少後遺癥。首先，這種集權式的組織，必然導致濫權和腐敗，即便在教會之內也是如此。因為教會也是由一些有“罪性”的人組成的，與世人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是，這些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他們深知自己的軟弱，也深知罪性之深重，故而不敢自恃自傲，錯誤或可減少。自從羅馬教廷越來越視自己為“神的代言人”，又發展出“教皇無誤論”的觀點後，腐敗的傾向已是無可避免了。教會的腐敗，引發了改革的呼聲，這就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原因。
其次，組織化也容易造成“僵化”的現象。教會不僅是“組織”(Organization)，也應該是“生命體”(Organism)。生命體是有機體，不是沒有生命的架構或物質；是能生長的，而非定型不變的個體；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基督教在第五世紀後，有逐漸僵化失去活力的傾向，後來是風起雲涌的“修道院運動”，才發揮了再造的功能，使教會再度生機蓬勃。許多修道院和修會（如方濟會和道明會），都是自發性的，並非由教廷設立的。還有一些修道院的改革運動（例如“克呂尼運動”），也是由平信徒發起的。雖然這些修道院或修會最後也都得到教廷的認可，但那也只是教廷順水推舟之舉而已。其實，這些都可視為一種“體制內的改革”。至于馬丁路德及加爾文所領導的“宗教改革”-則是一種“體制外的改革”。
(2)教會信條
羅馬文化的另一個特色是她的法治精神，因此羅馬的思維方式，比較偏重條理性，其應用則偏重在法律及政治演說上。這對基督教的直接影響是，在第四世紀的“尼西亞會議”之後，產生了許多“信條”(Creed)。這些信條或信經，對教義的辯明上，的確有撥雲見日之效；對教會內部的異端，也產生了辨別之功。這都是羅馬文化之賜。
所以，在基督教發展的初期，極為重視教義之教導，最早的基督教學校稱為“學道班”(CatechumentalSchool)，後來又發展出以問答式教學法為主的“教義學校”(CatecheticalSchool)，都是偏重信條的傳授。直到今日，天主教和一些基督教宗派，在信徒受洗前，仍需先上此種課程。當然這種偏重教條教規的方法，也容易失去平衡，會產生一些“偽信徒”，他們可能在理性上認同教義，但在生活上無法表現出基督的樣式，在靈性上也無法感受到神的同在。
所以從一個角度來說，希臘文化使基督教“神學化”，促使基督教的思想更深刻、更邏輯化；羅馬文化則使基督教“教條化”，注重生活的規範及教義的灌輸。但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卻是來自希伯來宗教的“個人化”，也就是人神之間的獨特關系。只有在這種關系上，人才可能感受到神的超然聖潔及人的罪孽深重，從而體會到神的赦罪之恩。因此，基督教不是講思想或智慧的宗教，也不是講教條或戒律的宗教，而是講人神關系的宗教。
(3)教會的儀式及藝術
羅馬帝國在征服希臘帝國之後，也吸收了許多希臘的宗教、藝術、文學及建築，從之發展出優美的拉丁文明來。基督教也從這些希臘羅馬文化繼承了許多東西︰例如異**的袈裟、法衣、聖水、聖壇前的蠟燭、節日，古希臘式的會堂建築，拉丁式的音樂、詩歌等等。基督教並不排斥這些文化表層的東西，反而將這些東西融攝而成基督教的儀式和藝術，然後藉此表達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和意境。不容否認的是，希臘羅馬的文明，的確使基督教在儀式和藝術表達上更加豐富。到中世紀後期，基督教本身的藝術，更發展到極高的水平，成為今日文明的瑰寶。
同樣地，這些宗教儀式和藝術固然都有其獨特的價值，但是也有喧賓奪主的危險。天主教和希臘東正教後來發展出許多繁文縟節的儀式、富麗堂皇的建築和裝飾，以及衣彩繽紛的服裝，都使原來極為樸實的基督教大為走樣。因此，中世紀許多的修道院及僧侶，都以非常簡樸的形態出現，就是一種“反樸歸真”的表現。宗教改革之後，許多新興的基督教教派，也都改采較為樸實的建築，簡化的儀式，並廢除某些節日，這也都是經過反思之後的行動。
除了上述三方面之外，羅馬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還有教育方面。羅馬人將希臘的人文教育簡化為七個基本科目，這些科目後來成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課程。甚至在中世紀，教會獨力承擔教育的重任時，這七學科依舊是基本科目。但是這對基督教的影響是間接的，因此不在此詳細討論。
(三)基督教對歐洲文化的貢獻
基本上，基督教和歐洲的文化之間，到十五世紀為止，有“啟”、“承”和“轉”三個階段。而基督教在歐洲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古代文明的“繼承者”，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締造者”。
1.“啟”︰“文化交會”時期——道德的重整
在基督教初期的五百年，是屬于“文化交會”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正如上節所述，希臘羅馬文化對基督教有許多影響和貢獻。然而同時，基督教也對當時的羅馬帝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在宗教方面，基督教所提倡的是一種富有倫理實踐精神，又強調神聖超越之愛的一神信仰，這與當時民間流行的精靈崇拜式的原始宗教、希臘羅馬式的多神宗教、東方式的神秘宗教或希臘哲學家們的泛神論式宗教，都大異其趣。在宗教和思想相互激蕩沖突的過程中，基督教的優越性也逐漸表現出來。以至于著名的歷史學家威爾杜蘭，在討論到羅馬帝國時期的宗教時，會說︰“除了基督教以外，在人類中沒有更吸引人的宗教了。”[63]
基督教與當時的其它宗教相比，她的優越性在于它的“合理性”及“倫理性”。基督教雖然重視神秘的宗教經驗，但是也強調理性思考；前者是主觀的經歷，後者是客觀的驗證。基督徒行事為人是依據《聖經》的原則，而非依賴異教祭司的“神諭”(Oracles)；運用理性判斷，多過用直覺感受。因此，單從知識探索的方**而言，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傳播，不僅有助于宗教迷信的破除，也有益于民智的開啟。
至于倫理性方面，基督教與猶太教都是因信徒的聖潔生活而廣受稱道的。只是猶太教的“種族中心主義”，使之自絕于外人。基督教則吸引了許多教外人士的加入，即便屢經**，教勢依舊蒸蒸日上。在道德方面，基督教不但重視個人的操守，也強調公共道德。基督教自始就鼓勵信徒捐獻，並且關顧窮人、孤兒及罪犯。並曾在早期某些地區實施共產主義的小區生活，但是主要還是以自由捐獻的方式。這種捐獻是一種自願的“財富再分配方式”，對于減少貧富懸殊，有明顯的效果。
比較有爭議性的是，有關基督教對奴隸制度的立場問題。有些近代學者質疑，為何基督教未曾明確地反對奴隸制度。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羅馬帝國時代的奴隸與十八、九世紀的奴隸是大不相同的。羅馬人以戰俘為奴隸，才產生了奴隸制度。到第一世紀之後，奴隸已佔帝國人口的大半，其中有許多知識分子。事實上，當時許多貴族子女的家庭教師，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奴隸。基督教雖未曾全面地反對奴隸制度本身，但的確鼓勵信徒善待奴隸，甚至釋放他們。歷史上記載，有一位信徒在第五世紀初，釋放了八千個奴隸。[64]有些信徒更給這些剛得自由的奴隸，土地或金錢。總之，奴隸制度隨著基督教的廣傳而逐漸消失了，卻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在這基督教與歐洲文化會通的第一個階段，基督教最主要的貢獻，乃是在社會倫理的重建和道德的重整上。雖然基督教所帶來的這些改革，並未能挽救西羅馬帝國亡于蠻族的命運，因為那還牽涉到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因素，但是基督教至少幫助東羅馬帝國的國祚延長了一千年之久。
2.“承”︰“文化承續”時期──民智的啟發
基督教在歐洲的第二個五百年，是教化蠻族的時期。基督教在這五百年內，不僅使整個歐洲基督教化，而且成功地保全了希臘、羅馬和希伯來文明的精華，沒有毀于蠻族之手。這對文化的傳承，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有人批評中國的文化常有斷層的現象，就是因為在社會動蕩不安時，教育體系方面若因改朝換代而中斷時，文化的傳承就受到嚴重的挫傷。但在中世紀的歐洲，當西羅馬帝國傾覆，國家教育系統停擺時，卻是基督教的修道院承當起“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維系了文化的命脈。
不僅如此，基督教更將拉丁文化及教育理念，推廣到歐洲各個角落。基督教的宣教士不僅前僕後繼地前往蠻荒地帶傳教，而且為許多沒有文字的民族創立了文字，並設立了修道院作為教育中心，使未開化的蠻族，諸如北歐的維金人，英國的薩克森人，高盧的哥德人、法蘭克人等，在短短的幾百年內，都成為文明國家。所以基督教在這個時期，是歐洲文化的“主導者”及“奠基者”，這種說法，並不算夸大。
3.“轉”︰“文化再造”時期──教育的推廣
自十一世紀開始，由于十字軍東征導致的東西文化交流，和繼之而起的文藝復興，使這個時期的歐洲文化彷佛枯木逢春，百花爭妍。希臘文化經由阿拉伯學者再度被引介回歐洲，引起復古的熱潮。這是歐洲“文化再造”的時期，許多歐洲最精致的藝術作品，也出自這個時代。在文藝復興時期，基本上基督教仍然扮演著主導文化的角色，因為許多早期的大學都是脫胎于教會的學校，學識最好的學者也都出身于道明會或方濟會等修會，而“經院哲學”更是主宰當時的學術界，所以基督教的影響力仍然無與倫比。
到了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運動”以及隨後發生的“啟蒙運動”，才使整個情勢開始改觀，教會開始逐漸落居被動的地位。教廷的腐敗和教會的**，使天主教自顧不暇，新教則實力尚弱，均乏力兼顧文化的工作。民族主義的浪潮，使教育的主權逐漸轉移到各國政府的手中，公立學校開始出現。大學也越來越獨立自主，漸漸脫離教會的管制，世俗的人文主義開始萌芽。到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先鋒們，強烈地批判教會，天主教會在內憂外亂中逐漸趨于守勢，倒是新教逐漸開始展現活力，積極向海外宣教。但是歐洲的文化中心，已由教會轉移到大學，至此，教會主導歐洲文化的時代性任務，終告結束。
小結
與印度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來比較，發源于猶太地的基督教，能在擁有高度文明的羅馬帝國內迅速傳播，更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觀。因為基督教在開頭的三百年間，可以說是歷經各樣的逼迫，不像佛教在中國幾乎沒有遭遇太大的阻力。即便佛教史上幾次的“教難”，其受逼迫的程度，也無法與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所遭受的血腥**相提並論。但是基督教卻在殉道者之血的澆灌下成長，遍及羅馬帝國的每個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傳播的時候，借用了希臘的語文、詞匯和思想，來表達希伯來的宗教思想，卻很少有被希臘哲學參雜、妥協或攝融的跡象。這一點與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截然不同的。究其原因，我個人認為大概有兩方面︰一個是詞匯和語言問題，另一個是思想的融會問題。
第一，在詞匯方面，佛教最初在中國的傳揚，語言的困難很大。有些詞匯采用音譯，以致語意曖昧不明；也有的是借用道家詞匯，導致佛道不分，造成混淆。基督教在初期的傳播，則困難較少。一來，《新約》聖經及大部份神學作品，都是直接用希臘文寫成，沒有翻譯上的困擾。二來，《舊約》聖經早在公元前二百年就已譯好，並廣泛流傳于羅馬帝國之內，因而許多特殊詞匯早已耳熟能詳，不需另行借用希臘哲學用語。只有少數關鍵性詞匯，如“道”(Logos)，才須借用，因此與希臘哲學產生混淆或參雜的機會較少。
其次，在思想的融會方面，佛教在中國也比基督教在歐洲所面臨的問題大得多。因為印度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前，就已有大小乘之分，而且宗派林立，基本教義差異極大。相對的，中國本身卻有思想致密而且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在此情況之下，佛教必須找到適當的“切入點”，因此凡不適合中國民情習性的宗派，自然很快就消失無蹤，其它各宗也在儒道兩教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有所妥協與修正，最後形成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基督教卻不然。因為基督教本身雖屢經異端的挑戰，但是基本教義很快就被厘清然後確立，異端也很快就式微了。相對的，當時的希臘哲學則五花八門，沒有一個獨領風騷的思想可與基督教抗衡，因此，基督教在各希臘學派之間反而容易左右逢源、各取所需。所以基督教在與希臘文化會通的過程中，不僅一直保持原有的特色與教義，而且能吸收希臘哲學的精華。這種拒絕妥協、參雜或“綜攝”的立場，也是基督教與其它文化會通時的基本態度。因此，兩千年來，基督教在世界各國，雖外表形態和儀式有不同的特色，但在基本教義上，卻沒有太大的差異 當然少數“異端”另當別論 。
因此，總的來說，基督教對歐洲文化有“起、承、轉、合”的過程，[65]它對西方文化的轉化與再造之功，不是佛教在中國可堪比擬的。但是兩者都是外來宗教在本土文化中，開花結果的範例，也是論及宗教與文化之會通時，必須借鏡的實例。
注釋︰
1威爾杜蘭(WillDurant)︰《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台北幼獅書店，1973，162頁。
2譬如像聖經中《使徒行傳》十章二節的意大利軍官哥尼流，就被稱為"虔誠人"。
3聖經《使徒行傳》11:19
4"割禮"是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所傳下來的規矩，以割除陽皮作為與神立約的記號。
5請參考《使徒行傳》十五章。
6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161頁。
7LouisJ.Luzbetak,TheChurchandCultures.Maryknoll,NY:Orbis.1991.p.86.
8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239頁。
9R.Grant,EarlyChristianityandSociety.Harper&Row,1977,p.88.
10同上，239頁。
11同上，242頁。
12同上，243頁。
13同上，243頁。
14滕慕理︰《新約綜覽》，香港宣道書局，1976年，67頁。
15同上，72－74頁。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考EverettFerguson,BackgroundsofEarlyChristianity,p.299-372.
16R.Grant,EarlyChristianityandSociety,p.11.
17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249頁。
18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ParadigmShiftsinTheologyofMission.Maryknoll,NY:Orbis,1991.P.193.
19祁伯爾︰《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李林靜芝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6，22頁。
20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319頁。
21同上，320頁。
22祁伯爾︰《歷史的軌跡》，28頁。
23威爾度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324頁。
24祁伯爾︰《歷史的軌跡》，31頁。
25同上，52－53頁。
26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263頁。
27EdwardGibbon,"TheRiseofChristianityandDeclineoftheRomanEmpire",inIssuesinWesternCivilization:Vol.1(editedbyLeonApt.Boston:HolbrookPress,1974),p.219-232.原文系取自TheHistoryof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Vol2,p.1-2,54-70.
28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340頁。
29同上，337頁。
30同上，338－340頁-
31祁伯爾︰《歷史的軌跡》，61頁。
32同上，64頁。
33祁伯爾︰《歷史的軌跡》，65頁。
34EugeneNida,MessageandMission:TheCommunicationofChristianFaith,Pasadena,CA:WilliamCareyLib.,1990,p.166.
35LouisJ.Lutzbetak,TheChurchandCultures,p.90.
36同上。
37KennethO.Ganf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ItsHistory&Philosophy.Chicago,IL:Moody,1983,108.
38祁伯爾︰《歷史的軌跡》，86頁。
39HarryRosenberg,"TheWestinCrisis",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GrandRapids,MI:Eerdmans,1977,p.229-230.
40祁伯爾︰《歷史的軌跡》，144頁。
41同上，180頁。
42祁伯爾︰《歷史的軌跡》，112頁。
43RobertG.Clouse,"Flowering:TheWesternChurch",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252-53頁。
44同上，259頁。
45同上，260頁。
46同上，261－62頁。
47同上，263頁。
48同上，263頁。
49KennethO.Gang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Chicago:Moody,1983,p.108-09.
50祁伯爾︰《歷史的軌跡》，156頁。!
51同上，181－84頁。
52當代中國科學發展史權威，李約瑟博士(JosephNeedham)，在討論中國科學為何在十六世紀後逐漸落後于西歐國家時，曾有此論點。
53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興起》(ProtestantEthicsandtheRiseofCapitalism)的主要論點。
54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NewYork:Sheed&Ward,1967,p.102.
55同上，109頁。
56同上。
57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193頁。
58同上，194頁。
59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149頁。
60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195頁。
61JeromeD-Souza,TheChurchandCivilization,GardenCity,NY:Doubleday,1967,42頁。另外持同樣看法的學者還有很多，例如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148頁。
62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273頁。
63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基督時代》，247頁。
64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127頁。
65有關文化更新的"啟"、"承"、"轉"、"合"四個階段的過程，將在第四章中詳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