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新約各處個人倫理觀後，我們要從影響社會的重要主題來探討社會倫理的題目，但不是從分離的不同資料來看。我們的目的在尋求指導的原則，因為新約並沒有對基督徒社會活動提供完整的藍圖。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用神學觀點來研究社會責任主題的重要性，因為神學是關系人的全部，也包含他的環境在內。新約和那些以環境為中心的理論完全不同，他們認為一個進步的環境能產生進步的人。在新約里，人的轉變是最重要的，因而導致整個社會的改變。我們已討論過神(第一章)和人的教理(第二章)，如今需重復每一道理中的社會含義，俾能鋪設一個神學的固定基礎。
【 神學基礎 】
舊約和新約都確認，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故此一定有其社會的涵意。人對他的社會環境的態度問題，被他從無知情況墮落的事實給染上了一層色彩。要真實了解人性，需認清人的三個階段︰被創造時的原始狀況，墮落後的狀況，以及被救贖後的狀況。第一個階段除了耶穌的完人性格以外，已不復存在。耶穌的完美，表現了人性的真實潛能，如果所有的人都擁有這種完美的人性，一個完美的社會秩序自然也會存在了。從前文探討的人性之道中，可明白看出已沒有這種完美的存在(參羅三 1Off．)。
在人墮落後的情況中，才產生環境的問題。新約用一些對照的話來表明這個問題︰世人在黑暗中(約一 5；參約壹一5ff．)；世人未曾認識神(約十七 25)；世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後四 4)。因此，一個完全不同的因素引進了人所居住的環境里，並和福音所帶來的祝福因素形成強烈的對比︰光明與黑暗；真理與錯謬；教導與無知；愛與恨等。個人和團體的整個生命都受了影響。甚至影響到家庭，這個和一切社會團體緊緊結合的基本結構。這說明了為什麼耶穌拿它來與神的純潔動機作比較時，說到人的父母是『不好』的原因(太七11)。一個人的環境常被他本身自我中心傾向的性格所感染(參太十七 17)。
新約的社會教訓總要提到人的根本罪性。隨時要我們注意到社會的邪惡(羅一 24f．；西三 5ff．；彼前四 3ff．)，因為這些就是現實世界的真正問題。故此，新約沒有提出一個純粹針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因為新約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本是屬靈的，而不是屬社會的。
這便引導我們進入第三階段，人在得救後的狀況。新約中救贖與和好的道理(見上冊，頁583ff．及頁595ff．)，是以整個基督教信息為中心的，也關系到人解除對神的天然敵意，以及自我中心的傾向。基督徒是一個新造的人(林後五 17)，現在生活在一個新的領域里(西三 1)。結果，得救的人發現，他仍生存在舊的環境里，但自己卻有了一套嶄新的價值觀。這立刻就產生他從前對社會責任的看法，與他在基督里新原則之間的張力。新約的焦點集中于後者，因為這是新生命的因素。基督徒信仰對那些剛從異教背景中脫離出來的人的首要條件，是新的態度和新的行動。
這點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新約對社會責任的勸勉較少的緣故，但不能因此就解除了基督徒對社會當負的責任。我們不能說新約不要基督徒關心社會問題，因為基督徒對救贖的觀點，帶有一些對社會責任的涵意。
新約對社會的原則是個人性的，得救的人會對他所處的環境產生有益的影響。比方說，早期基督徒沒有地位來廢止奴役制度，但個人的態度卻不管是奴隸或是奴隸的主人，都能在拆毀這制度上作一些肇始的工夫(見下文)。
在社會領域里，人性另一方面的重要課題，是人格的成聖。新約強調個人的價值，反對任何不把人當人看的社會制度。救恩對各類人種都視為平等的基本精神，給基督徒對社會問題的探討不能不帶來沖擊。再者，新約有對軟弱和剛強者的道理(羅十四章)，直接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相反。實際上，新約反對一個人不顧別人需要而以本身利益為優先的看法(參加六 2)。不論什麼時候，耶穌都關心當時人們的需要，也為肩負別人重擔樹立下一個良好的楷模。
不僅是新約中的人觀影響了基督徒對社會的看法，它的神觀也會影響其觀點。一個得救人類的呈現，也表現出一位救贖的神。在探討新約中神的本性時，我們看到對神愛的特別強調，是一種在基本上向外的特質。神的愛是包括全人類的(約三16)，這證明他對他的受造物有強烈的關切，甚至普及與他為敵的人(羅五 8)。新約將神的愛看作人應有的典範(約壹四 7；約十五 9)。愛，是表現關切的一個強有力的方式。
我們探討基督事工時(上冊，頁595ff．)，我們注意到與神和好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保羅書信里。在基督里與神和好的事工，是對社會責任基本的真正進路。一個在社會里與神和好的人，在邏輯上不能贊同任何會使人與人發生隔閡的社會改造方案。新約雖沒有明說要反對以暴力達到社會的目的，但所表現的神本性，是明明排除這類因素的。福音是和好的媒介，不是為斗爭的。有人認為，分離與暴力有時算是較輕的惡，但我們很難從保羅書信中找到任何的支持。
根據使徒保羅的看法，和好超越了人類領域直達受造萬物。他寫到，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羅八 20ff．)，這一定是指他的周遭環境說的。這里或許是保羅對生態問題的答案，但他沒有提及人對環境應負的是什麼責任。新約啟示的屬神典型，乃系人應對他自己的環境污染負責。但由于自私目的而破壞自然界平衡的事，在新約時代尚未成為大問題，因而若推測當時基督徒已知道這項程序，這是難以承認的。對保羅而言，萬物在最終會與基督同歸于一，便賦與了受造物自身的尊嚴(參弗一 1O)。
責任領域中的另一重要事項，是探討基督徒運用影響力的可能限度。有時難免發生社會對人類的期望會與神所定的標準相互沖擊的事情。新約是否對解除這種沖突提供些什麼指南呢？從耶穌的教訓中可以看到，順從神比順從政府更重要；這兩者在理論上應該是一致的。該撒的物要歸該撒，神的物要歸神，這表明神仍是第一位。新約明白說，一個人要按他的良心行事。故此，有時不管外表或內心，一個人都會對他的社會環境作出倫理的評判。新約對淫蕩行為的警告，便是給當時社會標準的一個指標。
由于新約主要是對付屬靈的問題，所以人們常產生一種膚淺的印象，以為社會問題不重要。然而，基督徒第一要緊的是對基督徒團契表現關切。比方說，保羅勸人要向眾人行善，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如此(加六 1O)。對基督徒的優先，並不是說就免了對其他人的責任。基督徒對大團體及小團體應盡責任的比例，明明是難以區分的，新約也沒有太多明白的指示。只能說留待個人自憑良心了。
新約有些經節似乎是勸告基督徒不要被世界**(如雅一27)，這類經文常被看為出世的教訓。不過，雖說基督徒在道德上必須與世界分別，但他不能離世索居。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要作世上的鹽(太五 13)，其意義就是要他們對社會做些有益的沖擊。
【 社會關懷的領域 】
我們現在來探討新約所揭露基督徒原則可以應用的一些主要領域。對這些問題的處理當然是概略性的，不過對進一步詳細的探討，也提供一些參考資料，供讀者研究。
新約對工作的教訓
新約對基督徒的工作雖然有相當程度的強調，卻很少提到基督徒在勞力工作方面的主題。耶穌看神所托付他的為『工作』(約十七 4)，而新約對工作或善工大部分也采取同樣觀點。其中都有屬靈的基礎，不能完全應用于不以屬靈價值為衡量的社會中。
新約對不同的工作或職業，並沒有劃分出分界線。希臘人對手工沒有輕視的意思。事實上，耶穌和保羅都有手藝。當時的風俗，男人都應當學習某種行業，連準備作拉比的也不例外。新約絕沒有支持社會上以某種行業為榮的概念，當然這不是對現代工業化的社會說的。依照新約的基礎，基督徒在比較用腦力的工作與勞力的工作時，不能將前者放在後者的社會階層之上。耶穌當時的宗教界人士，不把他當教師來尊重，因為知道他只是個木匠(可六 3)，也可能是因為他的行業而認為他沒受過什麼教育(和拉比們比較之下)。
第二點，新約強調，在今世的工作並不限于工作本身，而應當作是服事神的一部分。保羅不只一次談到他作工供應他自己(徒廿 34；帖前二 9)。這種情形也說明，每日的工作不僅是造成某種目的一個方式，也有它屬靈的目的；比世俗中沒有獻身基督的人多出一個向度。新約並沒輕視世間工作的重要性；保羅因帖撒羅尼迦人游手好閑而批評他們，甚至宣告不作工的就不可吃飯(帖後三 1O)。當然，其中的涵意是有些人有了工作的機會卻故意不作工。保羅這樣說的原因，表面上是因為基督就要降臨了。保羅對沒有工作機會的完全不同情況，並沒有提到什麼。
新約最接近『工人』概念的詞匯，是doulos(奴隸或僕人)，和『雇主』是kyrios(奴僕的主人)。古代的工人沒有太多的自由，甚至沒有任何自由。他們不得不干活。不過，新約還是要工人注意他們的責任。從好多經文中可以找到對這點列舉式的指示。在監獄書信、教牧書信和彼得前書里都出現過。最清楚的是西三 23(參弗六 7)，勸勉僕人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里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這里我們再次看到，屬靈原則駕馭著一種奴僕受到無德主人利用、剝削的情況。在這個以此種高水平的屬靈原則為不正常的社會里，保羅的教訓顯然是行不通的。
理想上，一個基督徒不應對他的工作責任采取懶散的態度，因為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對神負責。在教牧書信中，保羅說，人若有信道的主人，作僕人的要更加信服事他(提前六1f．)。他寫信給提多時，提到奴僕的忠順，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多二 10)。我們再次看到，在現存社會結構里屬靈動機對行為的有力影響，在對抗社會中一些不良習俗上，一定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力。
新約教會當時成員雖然奴僕階級或許佔了很大比例，但新約卻非完全以他們為對象。有些地方是對主人講的，而且也給與他們相當程度的社會責任。最明顯的例子是西四 1，保羅說︰『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再次把屬靈的理由用于公平待遇上。也就是說，主人和雇主都要對他們的行為與態度向神負責。在弗六9提到神是奴僕的主，也是奴僕主人的主，這是把兩者放在同一的基礎上。事實上，神對奴僕的主權要高于他們主人的主權。這觀點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頗具革命性的影響。
基督徒雇主們事實上對當代社會有強大的影響力，因為他們對待奴隸的態度不同。那些實行新約教訓的人，是當代促進勞資關系進步的先驅。新約並未對擁有奴隸的人定罪，但要他們對當時的社會制度所容許下的奴隸，給與最大的尊敬。例如腓利門，如果他遵守了保羅給他信中的忠告，一定會給嚴厲懲罰潛逃奴隸的社會，創立一個高貴的範例。
新約對現代工會運動所引發的沖擊，沒有什麼指示。不過，整體的教訓對不尊重個人良心自由的任何有限運動，自然會發生作用。
新約另一個有關的主題，是對休閑的觀點。在現代的世界里，休閑問題是無法比擬的。但是，根據舊約，要有一天安息。希伯來書三、四章對『安息』的解釋，是直接基于以色列人的經歷的。雖然『安息』可應用于屬靈的狀況，但它的歷史基礎是不可忽視的。設立安息日最明顯的意義，可從福音書中看出。耶穌與當代宗教界的最大沖突，常常發生于對安息日的爭論。最早，他們一致反對耶穌是由于他對現狀(statusquo)的挑戰(可二 27)。安息日是對人有益處的，不是要成為負擔，因耶穌宣稱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後者是對安息日的持守與運用的主控因素。猶太人以第七日為休息與敬拜神的模式，對于不如此做的外邦人產生許多問題。不過，新約中對這問題並沒有什麼明白的昭示。
新約對窮人與需要幫助者的觀點
很少社會會沒有什麼貧戶，而社會對這些不幸之人的態度也常常引發一些問題。新約為一個基督徒應作的社會福利方面，提供了一些指南。
福音書中所呈現的耶穌自己就是貧人，自然對其他處于相似情況下的人有了解和同情。路加福音中的八福，對『貧窮的人』含有特殊的祝福，當然這是指門徒的貧窮。我們已經注意到馬太福音的經文是『虛心的人』(譯按︰『靈里貧窮的人』)，符合馬太福音八福的屬靈色彩。耶穌對貧窮並沒有大加言論。我們必須了解『貧窮』這詞的宗教用法，是源于舊約和猶太教的。耶穌沒有為窮人組織救濟機構。但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窮人。他的使命是屬靈的，不是屬政治的。
一個人的屬靈狀況，不在乎他的社會或經濟地位。許多富人在靈里比窮人更貧窮。耶穌承認，有錢的人難進天國(可十24，25)，但他並不因此就定他們的罪，只是說他們錯用了錢財，以及人們對財物的錯誤態度而已(路十二 15)。不可貪心，對基督徒看自己的財富，具有相當重要性，也影響他對世間物質財物的一般看法。耶穌教導年輕的官，要賣掉他一切所有的來周濟窮人(路十八 22)，並不是對所有跟隨他的人的一般命令，而是針對一個有特別鍾愛錢財弱點之人的個別教導。這件事也證明耶穌對窮人的關切。再者，路十二 33和十四33的相似記載，也不是特別命令，而是一般的勸勉。
山上寶訓也提到施舍是社會責任。施舍是應當的，而耶穌則談到態度的重要性(太六 2-4)。在責備炫耀性的施舍時，他點出了傳播社會福利動機的重要性。他主張在暗中施舍，行善不為人知。在一個沒有福利制度的社會里，這不啻是對窮人的一項重大恩惠。如此便摒除了一切以恩人自居的態度。跟隨耶穌的人不可尋求對他慷慨捐贈的贊揚，這只是表現他對窮苦者的關切而已。
使徒行傳和書信也可找到相似的教訓。照顧寡婦是基督徒在他們中間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徒六章)。聖經沒提到他們對寡婦的照顧與關心是否與教會有關系，或許還沒達到這種程度。在提摩太前書五章提到對寡婦的供應。那些能獨立生活的，或是有親屬扶養的，都不包含在內。六十歲以上的寡婦要登記入冊。但需證明曾幫助過別人。這似乎是說，對他們中間真正有需要的人，教會確有強烈的社會責任。
早期基督徒團體的例子(徒二 43ff．；四 32ff．)表現出成員之間高度的社會關切；雖說這例子里的實質是屬靈的，而非社會性的。他們密切分享他們的共同信仰，因而誘發共享財物的意念。他們或許沒計算經濟上的生存能力，自然更沒有現代共產主義的經濟學說。後來也沒再听說這例子的發展，書信中也沒有暗示應予以效法。事實上，為耶路撒冷籌款捐項的計劃(羅十五 25；林前十六 1-4；林後八 19)表明上面的例子導致該地基督徒的貧乏。使徒保羅顯然很熱心推動這項救濟，也因哥林多人的遲緩未能湊足款項而大感失望。他從神學基礎來為慷慨好施爭辯，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捐贈的對象都是『聖徒』。
安提阿基督徒听到亞迦布的預言說︰『天下將有大饑荒』時，立刻想到住在猶大地的弟兄。這又是一個基督徒間用捐贈表現責任的例子。事實上，只是預言饑荒而尚未實現，安提阿基督徒便立即湊好救濟基金，高度表現出他們的社會關切。彼得提到互相款待，不過好像僅限于基督徒之間(彼前四 9)。來十三 2要人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不知不覺會接待了天使(如亞伯拉罕，創十八 lff．；十九 lff，)，不過這里講的客旅或指不認識的基督徒。
新約對公平的觀點
一個人對社會責任的主要部分，在乎他對公平的觀點。社會所要的不一定是在道德上的正確，而新約中則有公平的標準，是取決于是與非之間的清楚劃分。前述雅各書對欺壓人的人定罪，就是舊約社會公平的回響。新約中經常離不開摩西律法，且以之為社會公義的廣泛條例。耶穌主張律法是神聖的，宣稱一點一劃都不能廢去(太五 17-18)。保羅描寫律法是聖潔的(羅七 12)，雖然他不以律法能拯救人(見第六章對保羅與律法的討論)。以律法為聖的重要性，是由于律法為社會行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對一個穩定的社會而言，律法是必須的。但為了達到這種穩定，律法卻不能是壓制性的。新約對公平的要求，基于神的道德性會阻止這種壓制，而使社會達成公義與良善。
新約描繪耶穌受審是不公的。彼拉多可憐地想擺脫他不公的責任，卻只引起對他責無旁貸的見證。雖然基督徒立刻承認這不公審判的神學意義，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彼前三18)。這不公的審判深深烙印在新約的思想里。當然，如果這審判被認為公正，就不能說耶穌是無罪的了。因此，人類的公義看來是可能犯錯的。而要維持一個社會的標準，便需要一個更客觀的判斷標準，這便是新約所要提供的。
律法自然被視為約束的力量。作官的人要阻擋社會中的敗壞因素，對善良的則應加以鼓勵(羅十三 2-3)。這便是律法的重要功能和社會的秩序。新約不主張無政府主義，因為無政府狀態是社會公義的敵人，會將社會放置在機會主義者的憐憫之下，他們會臨時取得控制權，便利用大眾來成就他個人的意旨。
基督教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獨裁的。新約提到了一個例子，說到一個人若好為首，是會被人十分厭惡的(約參 9-1O)。新約教會的概念是一個以基督為首的社團，不是以人為首的(西一 18；弗一 22)；教會是神主的，不是民主的。律法和秩序是由神的意旨所控制的(參林前五 3-5)。因此，除了理想的概念外，不能為一個不承認神權管理的社會提供任何型態。不過，事實上連世俗的官長也被認為是神的執法者，甚至基督徒也要服從。哥林多的基督徒在異教法庭控告基督徒的事，受到保羅的指責，但這不是由于異教法庭沒有資格，而是因為異**不適合判斷基督徒弟兄之間的爭端(林前六章)。
新約中公義最重要的一面，是對權力的運用，不管是在家里或政府里，一定有些人有權柄，而其他人必須順服的。兒童要順從父母，僕人要順從主人(西三 2Off．)，百姓要順從政府(羅十三 1)。換句話說，就是需要權柄；但權柄的使用要公正。作父親的不可觸怒孩子，主人待僕人也要公平合理(西三 21；四 1)。因為權柄是出于神，所以權柄的運用就必須與這點調和，當然也包含政府權柄的運用。如果政府通過一條違反個人良心的法律，新約並不主張對這種立法的順從。
新約對政治的觀點
明顯地，新約不是政治宣言。事實上，國度教訓在實質上是屬靈的。新約實際上所呈現的，不是基于政治計劃的社會藍圖，新約自許為一個蒙救贖的團體，該團體對非基督教信仰的領域具有理想的特質。
有人認為耶穌是個革命家，因為他在他的時代里對現實做強力的挑戰。當然，他對宗教領袖的批判也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但耶穌不肯讓群眾擁他為王(約六 15)。即使他所要建立的在原則上是革命性的，他的使命卻不是靠政治方法來完成的。因此，他的榜樣絕不叫基督徒應用政治手段。許多改革是用屬靈方式達成的，而不是用政治方法。在某些社會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人們的社會良心必須先得到甦醒。比方說，奴隸的廢除，或工廠條件的改善，都是在後期教會時發生的。雖說政治行動在耶穌使命中找不到具體的地位，但他的教訓卻可作為政治行動的助力。
新約絕未鼓勵以暴力影響社會的改革。耶穌不讓他的門徒動干戈(路廿二 36-38)。他更勉勵基督徒要與所有人和平相處。如果忽略這個基本原則，便無法達成社會改革。產生斗爭的方法，同時也就破壞了**。
我們探討新約對政府的觀點時，會發現新約並不以政府是與神對立的。基督徒有責任效忠政府(羅十三 1f．)，要為執政的代禱(參提前二2)。後者是為了可以『平安無事的度日』。新約也認為官員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巨宰(彼前二13)；這是好政府的實質。但新約不以為所有的政府都是好的，因為啟示錄所描繪的政府，是反對神子民的『獸」的聯盟。這明白顯示，基督徒應分辨能對什麼樣的政府效忠。
社會責任相連于某種程度的稅務。耶穌雖否認自己有義務納稅，但他沒有拒絕納(太十七 24ff．)。保羅命令羅馬的基督徒納糧上稅，因為他們是『神的差役』(羅十三 6-7)。這里引發一個問題，亦即是否基督徒有義務納稅也就有義務任收稅官吏？新約顯然沒有提到基督徒不列在『神的差役』的行列之中。但由于新約時期的基督徒不可能追求作官，因此新約未提及基督徒是否可以進入地方或國家政治圈的事，便不足為奇了。
或許有人會懷疑，耶穌對愛仇敵的教訓與當時的民族情境有怎樣的關聯(太五 43f．= 路六 27f．)。耶穌在此明顯是談到個人的態度。由于社團是由個人組成，因此無疑地，如果基督徒的愛推動一個社團的大部分人，那一定會影響到政治沖突的減少。不過，耶穌並不特別對付政洽界各種關系的問題。
新約對婚姻的觀點
新約對婚姻的探討是貢獻社會倫理重要的一環，這類教訓基于耶穌和保羅的話。它們不僅探討基督徒對婚姻的看法，也討論到離婚的教訓。我們需認識當時猶太世界對婚姻神聖性的不同看法。沙邁學派(Shammai)和希學派(Hillel)對離婚看法不一樣，前者比後者嚴格。猶太男人結婚，是為了多生些小孩，以衍續他們民族的後代。不過要記得，一般猶太男人都視他的婚姻伴侶是次等的。在看耶穌的教訓時，必須了解這種背景才行。
雖然耶穌自己沒有結婚，但這並不表示他要他的門徒都抱獨身主義。太十九 12有人問到這個問題，耶穌贊揚那為天國而自閹的。從這段經文中，可看到耶穌對婚姻與離婚的教訓真義。有人認為這句話不是鼓勵獨身，而是對婚姻的忠貞。但更可能的詮釋是，耶穌提到有些人為了基督事工而不結婚，而不是說結婚是不正當的模式。另一處提到門徒為福音離棄親友(根據路十八 29，包括妻子)，不能看作是對一般人的命令，因這樣便是破壞家庭生活了。耶穌當然不會主張這種的社會程序。為了福音的緣故，有時會暫時破壞家庭的穩定，但對整個社會而言，耶穌仍主張婚姻關系是神聖的。
耶穌進一步標示出穩定的婚姻關系，將自己比作新郎(太廿五 1-13；可二 19；參太廿二 1-14)。他到迦拿鄉村去賀喜(約二 1-11)。在他的訓誨中，他對男女在神面前的地位無分軒輊，但對未婚者的情況則不多談。事實上，耶穌對婚姻的教訓差不多全集中在休妻的問題上。
福音書有關休妻的經文是︰可十 11f．；路十六 18；太五31f．；十九 3-9。從這些經節中，我們可以推論到耶穌教訓對此問題的一些特色。在馬可與路加里是禁止休妻的，馬太的兩段經文引進一個例外(除了不貞)。許多人認為，馬太的經文是後來添加的，比其他福音書的記載更為嚴厲。馬可福音包括一個女人離婚再嫁便是犯**的句子，而所有這些經文都包含離婚丈夫再娶的句子。可十 9和太十九 6，都引用創世記的故事(創一 27)來支持這項教訓，而馬太提到摩西允許用休書，是因為人心的剛硬。
無疑地，從這段經文看來，耶穌以婚姻為丈夫與妻子間的永約。不過，如果馬太這個例外的語句是耶穌特許的一部分，那麼它就是當婚姻破裂時為無辜的一方所預備的。但我們很難認定早期基督徒即奉此為圭臬，而提倡婚姻神聖中的有限度離婚條件；因為我們找不到事實根據。再者，由于**一向被公認為會破壞婚姻，所以不能以此作耶穌另外的特許權。我們可以假設，沒有記明這句話的馬可與路加福音，也有可能有如上的意思，不過也只能假設而已。
保羅對信徒與非信徒的婚姻有些看法(林前七章)。原則上，他主張婚姻的永久性，如果不信的一方仍然願意，就得繼續維持。他甚至認為，另一半會因信的一方而『成為聖潔』呢(14節)！換句話說，如果不信的一方要離開，保羅許可他離去(林前七 15)。從這里看出，保羅不認為基督徒婚姻理應牽就當時風俗。在希臘社會里，不僅廣泛流行離婚，娼妓在已婚及未婚者中間也非常猖獗。基督徒應該為穩定婚姻立下榜樣。保羅認為，夫妻想為屬靈的緣故禁欲，是件充滿危險的事(參林前七 36-38)！
保羅對婚姻教訓的主要因素，是這世代結局的迫近，這使得保羅對獨身或結婚的看法，都需在這種背景下衡量其結論(參林前七 25ff．)。甚至對哥林多人，他也不用帶權威性的語匯(見林前七 4O的例子)。這樣看來，他並未對所有的情況建立一個規範。雖然保羅選擇了獨身生活，卻不要別人學他，因此不能認為他就是大男人主義者。事實上，他將很多婦女列入幫助他的名單中(腓四 2——3；羅十六 3ff．)。另一要點是，他常以女性象喻連于教會(參弗五 29-33的新娘象喻，和帖前二 7母親乳養的象喻)。不過，我們需注意，保羅書信中並沒有牽扯到婦女解放的問題。
但是，當基督教壯大起來時，保羅的原則自然影響、沖擊到社會。但保羅的教訓也常被錯誤地引用來支持男人至上的說法。保羅當然沒有這種意思，如加三 28和林前十一 11-12即足以證明。我們注意到他是描繪『在基督里』的地位，但他是否也關聯到非基督教世界則不是很明顯。關于保羅對婦女地位的一般探討，見第二章的討論。
新約對種族關系的觀點
基督教是在一個種族關系已成為嚴重社會問題的世界中興起的，特別是猶太人與外邦人的關系。這兩種人根深蒂固的敵意，沒有一點減緩的跡象。但在教會里，這種障礙被拆除了。保羅確實認為，在基督里不分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加三28)；在弗二 11-16中，他顯示那些『遠離』的人已經得『親近』了，藉著基督的死拆毀了那中間隔斷的牆。這並不是說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間沒有一點問題，但這種問題是宗教的，不是種族的。福音使猶太人克服了他們對外邦人在宗教禮儀上的成見，而以平等地位接納他們。保羅對割禮問題的檢討(羅馬書與加拉太書)，以及耶路撒冷大會(徒十五章)，都證明去除障礙的戰爭並不是輕易嬴得的。
猶太人與外邦人敵對態勢的解決，表現了新約對一切種族關系的模式。神的道表現在救恩上，對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沒有分別。再者，新約重視個人的重要性，也禁止一切對種族的歧視。一個對為奴的與自主的沒有區別的福音，自然對猶太人與外邦人沒有區分，對外邦人中一個民族與另一族之間也沒有區分了。在一個充滿國與國間不信任和種族敵對的世界里，新約完全平等的觀點在全然對比中自然顯得突出。
教會里革命性的平等原則，到底對整個社會產生什麼關系呢？和奴隸問題一樣，社會對種族關系的會議不能靠直接的行動來改變事實。只有基督徒之間對人際關系的轉化滲透到整個社會時，才能使這些會議發生影響。基督徒在基督教社團中學到拋棄種族的成見，卻不能在教會以外的世界里繼續維持他們的原則；新約對這點卻沒有提供任何例子。
說到福音普世性擁抱了所有種族的經文有很多(如太廿八19；徒十五 7；啟五 9)，並且在每一處接納的根基都是一律的。新約沒有特別注意到某一個民族而未顧及其他，它也沒有提供任何一個民族優于其他民族的學說。